星期四, 4月 28, 2016

大家王迪

大家王迪(上)
 張振濤 清微雅集
帶火焦桐韻本悲
琴家王迪先生
 
20世紀整個社會奔向西學的歷史大潮中,卻有一小群知識分子,逆歷
史潮流,躑躅獨行。他們把幾乎所有人都棄之如敝履的傳統國學,作
為終身相守的事業,把國人視為「封建糟粕」的「琴學」,以符合時
代的名譽,歸屬到藝術門類名下,從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下這個「不合
時宜」的品種。為了群體成員跨越設限從而保障自己的偏愛,他們部
分做出遷就姿態,順從「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然而他們
知道,選擇既是適應性的也是防衛性的,適應過程中的「太極拳法」
,讓當代人窺探到群體精神的堅韌成色有幾何。
雖然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堅持傳統就是堅持中國文化形象,放棄傳統既
無法回到歷史原點也無法確定邁出腳步的方向,卻不知不覺地扮演了
對當代社會頻現的「新理念」提出反對者聲音的角色,並以微弱的聲
音來抗衡片面強調「社會進化論」的巨響。
因為他們的堅守,「琴學」成為克服過度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弊病的最
堅硬的資源,在「現代性」中呵護了文字無法公開表述、聲音卻能曲
折傳送的學理。既兼顧傳統精神又符合藝術學理的說道,從文化立場
而不是政治立場面對了新型國家與整個社會猶疑不決的問題,以不變
應萬變的「正調調弦法」,發出微弱的弦音,然而,「傳向那暗地裡
竊聽的人」的弦音,反而超越時代局限,在姍姍來遲的「非遺」時代
與「文化自覺」的新世紀,走到了整個文化界的最前列。這便是讓人
在百年曲折後看到的「琴人群體」的價值之所在以及他們制衡種種浮
躁的人文力量。
管平湖、查阜西等琴人,就是這個群體的代表,王迪便是其中一員。
 20世紀初,北京城裡飄動最多的聲音還是古老的弦索。那時,街道上
剛剛開始飄過「學堂樂歌」和「時代曲」,但人們最常聽到的還是戲
園子裡的京韻和戲腔。當然,那時也沒有地鐵,走街串巷的是除了現
今「胡同游」的旅遊地界其他地方已經難覓蹤影的黃包車。王迪就出
生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




王迪先生


    (一)天上飄來一聲鳳鳴


1923年10月26日,王迪出生於北京。這位熟悉北京城裡各種音響的女
孩,卻只對一種聲音著迷。1936年,13歲的王迪,偶然從收音機裡聽
到管平湖的古琴,潛藏於根性中的聽辨定位,就被這種隨著清王朝覆
滅而不再時尚的聲音吸引住了。人的天性總要在一個早晨醒來,這個
女孩之於古琴,可以用得上「價值直覺」這個現代概念,即在幾乎還
沒有懂得其中價值的時候就先天地認準了這個方向,而這種選擇恰恰
是歷史希望這個人承擔七個人使命的方向。淺白地說,這就叫「命中
注定」。其實,選擇的背後,隱藏了生存環境和天性判斷,乃至到了
她的生命因此而噴吐出燦爛光芒時,人們才能從逆向考察中分辨學童
時代的選擇中潛埋的「價值直覺」,即認同她的時代提供的那些飄散
在大街小巷中的聲影。簡而言之,王迪認同了自己時代的聲音,她天
生就是為古琴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家弟循聲而探,打聽到了撥弄琴弦者的住處,於是,就在門口等
了幾天,終於見到「戲匣子背後」的人。未曾想,剛剛毛遂自薦,管
平湖就接受了這位雖然還懵懵懂懂卻已意識堅定的學生。
隔著漫長時光,對於當代人來講,於更迭時局中煢煢獨行的琴學大師
,一定帶著神行光彩。但對王家人來講,面前的就是一位窮困潦倒的
遺老。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管平湖先生,家徒四壁,甚至到了連冬天生
火都困難的地步。王家人深得身陷貧寒的琴人之心,力所能及地照顧
管老。每次管老來家上課,不但要讓老師吃午飯,還要盡可能多給老
師帶些晚飯。寒冬臘月,幫助管老置辦鞋帽、棉袍。對待自己的老師
,王迪始終非常尊重和崇拜,師生感情至深。
無論如何,師生二人走到了一起,相聚讓兩人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
管平湖採用傳統的教學法,師生面對面,心手眼,樣樣清。老師按「
句」教,學生按「句」學。指法手勢,力度節奏,旋律韻律,一遍遍
講,一遍遍仿。到了學生與老師一模一樣的程度,再學下一句。蝸牛
式的方式,「進度」極慢,比起看著現代樂譜彈幾遍就差不多的「視
奏」,相當「原始」。然而,已被稱為「情景記憶」的「科學成分」
卻越來越得到學界認可,所謂「活態傳承」,就是言傳身教,耳提面
命,因而深入骨髓,終身受益。
面對琴學衰落,管平湖獨自抗爭,只不過那份抵抗既沒有英雄主義的
吶喊也沒有悲壯的關注,他默默無聞,獨自擔當,一個個教學生,一
個個會琴友,薄如蟬翼的琴學懸絲,就這樣不絕如縷。北京城裡還真
有這樣一批人。1947年,「北平琴學社」成立,管平湖、張伯駒、溥
雪齋、楊葆元等琴家,定期在張伯駒寓所雅集,一年後,不定期的雅
集轉至汪孟舒、傅雪齋、王世襄家。
當年雅集中走動的人物,讓後人炫目。1940年後正式成為管平湖嫡傳
弟子的王迪,一直跟著師傅參加雅集。影響王迪成長的因素很多,但
可以肯定,早年交往的這批京城名流,無疑是她儒雅氣質的來源底色
。前面是管平湖,後面是張伯駒,左邊是汪孟舒,右面是王世襄,「
座上高朋滿」,「往來無白丁」,他們的言談舉止,都會讓夾在中間
的王迪,身浸雅風。
1947年,王迪考入中法大學化學系,立志做個居里夫人,但肺部天生
對化學試劑敏感,不久便病倒了。看得出,老天爺已經「定了調」,
偏偏不給她成為居里夫人的體質。治療修養期間,她繼續迷戀古琴並
補習文史,閱讀名著,奠定了文學功底和歷史知識,成為日後流暢文
筆的基礎。她轉舵有力,於1948年考入「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音
樂系(後合併入中央音樂學院),師從作曲家江定仙。5年的專業訓練
,使王迪具備了現代音樂學素養,為整理琴樂儲備了技術知識。
1950 年始,王迪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部實習,1953 年正式留
任。


(二)把兩種身份、兩套話語合二為一的兩個人





1949 年之後,大大改善了生存處境的管平湖,有條件完成時代賦予他
的歷史使命了。對於渴望整理琴學寶典的傳統琴人,無意間得到了受
過新式教育的愛徒,可以把自己想做但自己做不來的事做完了。管平
湖不識現代樂譜,作曲系畢業的王迪,有能力把老師彈出的旋律一句
句記下來。管平湖做的是把「減字譜」變為活態的音樂,這稱為「打
譜」,王迪做的是把老師「打」出來、聽得見的「譜」變為看得見的
「譜」,這稱為「定譜」。現代版琴譜上都在曲名一邊寫有「打譜」
「定譜」兩詞,意思就是傳譜人「打譜」,記錄者「寫定」。前者負
責把「減字」從琴譜上「打譜」成曲,後者負責將音響記錄成現代樂
譜,使之合於現代節奏比例和現代規範。所以,《古琴曲集》的各首
樂曲前面,都這樣署名:「管平湖打譜、王迪定譜」,表達的就是這
兩個步驟。打譜技術,要靠管平湖這樣的琴人完成,記譜技術,要靠
王迪這樣的現代音樂學家完成。王迪起到的作用,就是具備傳統琴學
知識與現代音樂學知識「雙重樂感」的人肩負的「橋樑」之責。
古老的減字譜,必需借用當代語言和普通樂譜傳達,以使大部分已經
不懂得傳統話語系統的人明白其中含義,並獲得現代作業系統的知識
衍生。管平湖是舊時琴人,不曉現代樂理,王迪是現代學子,不但入
得琴學門徑,而且出得傳統視域。一個懂古代,一個懂現代;一個懂
國學,一個懂西學;結合一起,相得益彰,完成了現代琴學領域古今
對接、中西對接的時代使命。
這項使命,遇到了珠聯璧合的師生,自然是一樁奇跡。如果管平湖沒
有王迪,紛繁的「打譜」怎能變成「定譜」,井然有序地排列到五線
譜上,讓一般人讀得懂,那些口耳相傳的名曲,也就無從談起。
從 1953年始,王迪在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工作重點就是跟管平湖整理古
譜。一方面習彈,一方面記譜,風朝雪夜,暑去寒來,師生二人積累
起來的財富,直到出版時才讓後人驚駭。老師口傳心授,學生忠實記
錄。如果沒有既是師徒、又是同事、既是協助、又是合作、亦師亦友
、持續數十年的緣分,哪個人能把管平湖手下那些千分之一秒間便轉
瞬即逝的短小音符記錄在案?能夠把古琴特有的在音高上難于歸類的
游移音符記錄在案?能夠把琴弦上微弱的只有俯身琴畔才能聽辨得到
天籟之響記錄在案?這不但需要全力以赴、側耳傾聽,才能辦到,而
且必須具備特殊技術、心靈超級敏感的人才能辦到!更何況還有後期
的譜字核對、指法鑒定、技巧解讀、宮調釋義、曲義題解等等繁雜事
物。王迪沒有像個被派遣的秘書、被擺佈的道具,按時完成規定動作
,而是全身投入,其樂融融,並從中獲得了無限快樂和超值享受,不
然,今天就不會有一摞看得見管平湖「傳譜」。這是管平湖最喜歡幹
的事,也是王迪最喜歡幹的事,更是時代最喜歡師徒二人一起幹的事
!真是造化。管平湖有福分,遇到了高素質的助手,讓自己積累了一
輩子的財富,一點都沒損失,王迪也因勤奮撿拾,積累了一輩子的財
富。這段師生緣,成就了老師,也成就了學生,更成就了琴派!雙雙
獲得超越自身的意義。扎扎實實的工作,讓「管派」或「九嶷派」之
號,不再是個虛名。
這條件是新中國送上門的。對比一下1949年前窮困潦倒的管平湖,作
為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元老之一,獲得了最高工資待遇,不愁吃不愁穿
,每日裡就是忙活著自己最快樂的事,那種勁頭,用當下流行的說法
,「想不出成果都難!」於是一闕闕琴曲,飄然而出;一件件打譜,
燦然呈現;師傅揮弦,徒弟揮筆;音響飛天,譜頁落地;一股豪氣,
直通唐宋。穿著棉布長衫低頭撫琴的管平湖,聽到了時代喝彩,從那
一刻始,他讓整個世界傾聽自己巨掌下的弦聲了,而學生則讓整個世
界看到了老師彈出的樂譜。
如果沒有管平湖這樣的老師,王迪會不會有這般成就?如果沒有王迪
這樣的學生,管平湖會不會有這般影響?當然可能。但如果中國音樂
研究所不存在,兩個人都不可能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彰顯人格偉大的
機構把管平湖和王迪共同推向了「九嶷派」的巔峰。如果沒有這樣的
名師和沒有這樣的機構,沒有兩個人共同參與的奮發向上集體的一系
列實踐活動,個人才智都不會深掘和發揮到這步田地,尤其是在事業
視野高度和學術闡述深度以及建功立業的社會實踐方面。王迪太幸運
了,遇到了這樣的老師,無須說,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力,明顯要比他
本人彈出的曲子更深遠。自然,還有那個令王迪「映日荷花別樣紅」
的「池塘」。


(三)兩個機構一台戲


1954年3月27日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正式成立,管平湖、王迪
、許健成立「古琴研究小組」。1954年10月10日,「北京古琴研究會
」成立,隸屬中國音樂研究所。楊蔭瀏主持召開了首次會議,選溥雪
齋為會長,查阜西為副會長,汪孟舒、張伯駒、管平湖等為理事,作
為最年輕的會員,王迪參與其中。雖然琴人還無法理解新時代的行政
模式對於一個古老樂種運作的方便之處,楊蔭瀏和李元慶已經通過制
度化的安排使得琴學進入當代藝術體制,這一點是邊緣化的琴學最需
要的。
文化部撥款於西城購置了一所四合院(興華胡同即現在興華寺街18號
),專供琴會之用。這座現今已經價值數千萬的四合院,竟然就歸屬
到從來沒有自己「地腳兒」的琴會名下了!院內有正房、後房十餘間
。在這裡跟隨王迪學習古琴一年多的瑞典留學生林西莉(
CeciliaLindqvist),在《古琴》一書中回憶道:一排排簡樸的白石
灰房子圍成一個院子,寬大的南瓜籐爬滿牆壁和屋頂,屋裡擺有書櫃
、黑色高背木椅、雕花架,雕花架上擺放的是栽有細長蘭草的瓷花盆
,四周的窗欞上雕有漂亮的窗花,牆上掛著好幾把黑色或者紅色的古
琴……
處處古色古香,時時琴聲簫聲。儘管事務繁雜,絡繹不絕,但環境靜
謐,井然有序。對於王迪來說,中國音樂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會不
僅是琴學搖籃,更是思想搖籃。「北京古琴研究會」是個不一樣的地
方,其中最重要的活動就是把古琴帶進現代的藝術實踐,機關、團體
、學校、政府、招待貴賓等場合的演出,中央及各地方廣播電台的錄
製節目,使得團體獲得了新定位和價值體現的地方。對於渴望把「老
古董」變為老百姓喜歡的藝術的琴人們來說,這些活動真是一個既實
際又有意義的事。琴會齊奏的《和平頌》(即《普安咒》)參加了
1956 年「第一屆全國音樂周」開幕式,並以合奏《平沙落雁》參加「
北京代表團」第三次演出節目。「音樂周」結束時,毛主席、周總理
等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接見了包括管平湖、王迪在內的人員。招待會
上,周總理和管平湖交談,管平湖把王迪介紹給總理:「這是我徒弟
王迪,音樂學院畢業的」。總理盛讚有加,高興地說:「古琴後繼有
人嘍。」總理還請王迪跳舞:「你是搞古代音樂的,那就跳一隻慢節
奏的舞曲吧。」這是讓王迪榮耀一輩子的事,她記憶了一生。
1958年,北京古琴研究會竟然演出了幾十場,節目既有古琴與民樂(
簫、二胡、琵琶、三弦、箏)合奏,也有古琴獨奏、重奏、齊奏。操
縵之聲,從此連綿不斷,琴樂也從小圈子走向了新社會的主人——普
通民眾。後人很難從純粹學術的角度判定這些行為孰優孰劣(全要看
現場功能的影響程度),但綿延數年、主流性、實驗性、絕非商業性
的演出,確實給脫離大眾的琴人帶來了信心,感知到獲得社會需要時
自身存在價值的充實感。實在說來,當時新創作的琴曲沒怎麼留下來
,各種各樣的「樂器改革」嘗試對於琴樂來說是成功還是失敗,是什
麼意義上的成功與失敗(傳統精神層面的還是普及層面的),都要細
細評說,但當時琴會中的人,做的認認真真。



(1955 年,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成立典禮上,王迪演奏)
 
(四)第一撥實踐「城市音樂學」的人


    1956年,查阜西、許健、王迪組成「古琴普查小組」,歷時三個
多月、採訪86位琴家、到達20 多個城市和地方(依次為濟南、南京、
揚州、蘇州、上海、杭州、紹興、長沙、合肥、武漢、重慶、貴陽、
成都、灌縣、西安等)的普查,獲得了發起人始料未及的收穫。他們
組織各地琴家在當地電台錄音,資料匯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中國
音樂研究所。
最後,共采錄262首琴曲,時長近兩千分鐘。王迪第一次到這麼多城市
,一路上結識了一大批琴家,並與其終生保持聯繫。普查瞭解到了哪
個城市有多少琴人,哪位琴人會彈什麼琴曲,哪位琴人藏有什麼琴器
,哪家圖書館有什麼琴譜。這些向未心中有數的統計,王迪都是首席
記錄者。1【1僅舉收集樂譜一例,普查小組在各地圖書館、古書店
、知名藏書家中,發現了許多從來聞所未聞的琴譜,如明代初龔稽古
的刻本《浙音釋字琴譜》(寧波天一閣),清代孔興誘的刻本《琴苑
心傳》(重慶圖書館),清初刻本《松聲操》(程雄《松風閣琴譜》
刊行十年後校正刊印的精刻本),《蘭田館琴譜》、《響雪齋琴譜》
,收集到張友鶴全部手稿,揚州琴人史蔭美遺著十三冊,明刊本《玉
梧琴譜》、《五音琴譜》、《古音正宗琴譜》,並對之拍照、摘抄、
編目。】
也許,王迪走出南下列車之時,會因疲憊而揉過雙眼,但她的眼睛被
朝氣蓬勃的國土上的新生事物點亮。也許,她會在名稱雋永的名琴前
流連忘返,但心中已經有了未來樂器博物館收藏名琴的方向。也許,
她在錄音機前為琴家調整話筒位置時而手浸汗珠,卻已經知道這批錄
音必將成為中國琴學的絕響,日後經她之手終成出版物的音響,不但
成為世紀絕響而且成為整個中國歷史「士文化」的絕響。
「古琴普查小組」沿著一條與古代的鄉野采風足跡不同的道路,走進
了城市,無意間實踐了「城市音樂學」的方向,可謂中國學者「城市
音樂學」的第一次實踐。它的確為現代琴學豎起了一盞明燈。


(五)從外國到中國來記錄琴學的人



(王迪向瑞典籍學生林西莉傳授古琴)


瑞典漢學家和琴家林西莉,於20世紀60年代來到中國北京跟隨王迪學
琴,現在被譯為中文的著作有《古琴》、《漢字王國》兩書。她是第
一位到新中國學琴的外國留學生,這位記錄下當時中國社會生活方方
面面、遠遠超出學琴領域的有心人,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活生生的王迪
。通過這本書,我們瞭解到很少記錄自己生活的琴家在那個時代生活
的許多細節。不懂瑞典語的王迪和不懂中文的林西莉之間艱難交流的
開始,讓人看到了這段非同尋常的師生情誼建立起來的有趣過程,也
見證了一位中國女性和一個瑞典女性以琴會友的點點滴滴。
寫作《古琴》一書的動力,很大程度源於她的廣泛興趣和與老師交流
所感產生的種種感動。2004年3月,王迪在中央電視台「讀書節目」推
介林西莉著《漢字王國》一書。這朵由王迪栽培的花,卻讓女兒品到
了襲身香氣。熱愛中國文化的林西莉看好「琴簫和鳴」的表演形式,
從2007年到2010年間,四度邀請在中央民族樂團工作的王迪女兒鄧紅
與同事陳莎莎,在瑞典舉辦了40多場音樂會。這個數字對於古琴來講
,令人矚目。

 此文轉載自《名家》雜誌總第49期,作者:張振濤

大家王迪(中)
2016-04-25 張振濤 清微雅集


(六)也許是宿命


絕不要只把一個女性研究員視為天天撫琴的人,王迪是母親,必須為
孩子奔波,為家庭操心。兩個女兒和年邁的婆婆時時扯開女性事業投
入和聰慧卻軟弱心智的另一端。那個時代的人,不得不為基本生存而
花費許多心思。王迪曾在北京古琴會的院子內種了一棵南瓜,竟然結
出了一尺多長的碩大果實。1960年的「饑荒」時代,這位抱著一大顆
瓜走在回家路上的人,幾乎成為整條街道飢腸轆轆者的目光焦點,人
們羨慕不已地打聽從哪裡弄來的。支撐節衣縮食家庭的女性,務穡種
蔬、穿針引線的勞動絕非沒有「琴學意義」,就是這些日常瑣事,讓
她聽懂了歷代琴弦上的哀怨。
「文革」期間,整個中國音樂研究所都下放到「團泊窪干校」了。她
們的勞動,大都是男人幹的活,駕轅、耪地、蓋房、劈材、和泥、脫
坯等等。例如「打土坯」,就是把土合上水,打成磚一樣形狀的原始
勞動。蓋房子時,下面的人要從下向站在高處腳手架上的人拋過去,
拋的目標必須是上面人的頭部,自然落體才能讓人接得住,如果目標
是人手,就會砸到腳下,這是她自己總結的。王迪認為自己善拋土坯
,出手不凡,回家後還經常向女兒顯擺這類顯然再也用不上的經驗。
那一代人,一輩子辛辛苦苦也沒有留下什麼財產,甚至為了支付今天
看來微不足道的老房購房款竟然不得不賣掉一張心愛的古琴,這是她
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單位補助和政府認定的購房機會。幾萬塊
錢的購房款,對於多年低收入,沒有積蓄的王迪來說,顯然是遇到了
大坎兒,她明顯支付不起購房款。
這件事,強烈刺激了她本來就脆弱的神經,感到幾十年的付出未能得
到回報的傷痛。一個旨在改變知識分子生存境遇的政策,卻給這個群
體增添了新的創口,讓我們不忍窺見當事人的歲月塵心。



《春曉吟》王迪之女鄧紅演奏

(七)走出國門


比起老師來說,王迪還是幸運的,終於在生命的最後時段趕上了好時
候。改革開放以來,琴學活動一輪輪上場。1991年9月5日——1992年
7月(10個月),王迪應趙元任女兒、美國哈佛大學音樂系趙如蘭教授
邀請,先後到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維斯林大學講學,介紹古琴和
琴歌。期間參加「劍橋新語」學術討論會,東方學會音樂組會,《九
州學刊》第六屆年會等。
1992年,王迪赴日本茨城祗園寺,參加明末琴僧東皋的學術研討會,
考察東皋禪師在日本傳播古琴的資料,研究對日本琴樂發展中所做的
貢獻。2001年3月,應台北市立國樂團之邀。王迪赴台舉辦「琴歌琴韻
音樂會」,擔任介紹和講解。參演的歌唱家有羅天嬋,姜嘉鏘,謝琳
,鄧紅。2003年3月3日,王迪再赴台灣,到屏東講學演奏。邁出國門
的王迪具有了國際視野,當我們驚詫訪美、訪日、訪蘇的梅蘭芳之所
以不同於同時代大多數戲曲演員的見識的原委,也就明白了走南闖北
的王迪在遊學途中獲得的特殊意義。那時國門初啟,一家人還擔心要
去的「敵對國家」的安全問題,好幾個城市,好幾所大學,十個月的
吃、住、行......難以置信。現在,出境游已經由曾經的奢侈品發展
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她有幸成為文化交流歷程的首批見證者和
親歷者。只有在遊學、講學的題目中,我們才能意識到她的這些經歷
在塑造新琴學方面具有的反思意義,由此引起的驚詫反而是一直享受
著世界視野的當代琴家沒有意識至少沒有充分意識其價值的。

注(此段注,為個人註釋,非作者原文,以供參考):
明末清初曹洞宗東皋禪師心越,俗名蔣興儔,原為杭州永福寺住持,
後因避亂東渡日本,為水戶岱宗山天德寺住持。東皋禪師本是莊臻鳳
的弟子,東渡日本時帶有五張琴,還帶有《松弦館琴譜》、《理性元
雅》、《伯牙心法》、《琴學心聲》和自己所著的《諧音琴譜》。 東
皋禪師初到日本時,因語言不通,靠授琴及繪畫與人交往。一時來向
求教琴學、繪畫、制印者很多。禪師也以此為由,幫助他將禪宗曹洞
宗教法傳於世間。




(八)「非遺」時代


2003年11月7日,「古琴藝術」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第二批「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項目。王迪參加了中國藝術研究院
組織的一系列活動:「慶祝古琴入選聯合國人類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古
琴音樂會」。12月12日、13日晚,北京「華寶齋書院」兩場「人類口
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古琴音樂會」,用自己的名琴「鈞天
合奏」演奏了《流水》。12月19日,在全國政協禮堂、中國藝術研究
院主辦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古琴音樂會」,同台演出的有
吳釗、姚公白、李祥霆、鄭鈱中、龔一、陳長林、林友仁、丁承運等
琴人。2004年7月,王迪參加文化部外聯局組織在全國政協禮堂「華寶
齋』舉辦的古琴名家演奏會,參演者都是70歲以上的琴人。這是她最
後一次的演出。11月中,王迪肺部感染,整夜咳喘,她堅持不住院,
靠醫院租來的大氧氣瓶支撐呼吸,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稿《辛勤耕耘,
默默奉獻——紀念川派古琴大師顧梅羹先生》。她對女兒說:這是答
應顧梅羹親屬的事,一定要寫完,因為顧老先生我十分敬重。文稿還
未及修改,他被家人強迫送進了醫院,在病榻上完成了遺作,讓大女
兒送到了顧家。2005年4月26日,終因肺部感染嚴重,搶救無效,帶著
諸多遺憾的王迪,走完自己的一生。一位執著、忙碌的琴人身影消失
了。
文化部門一直渴望重修華夏舊器,但如果不去尋求歷史資源,只借鑒
當代資源,便會無從做起,這時候,人們才從琴人的傳統中獲得了思
想援助,獲得了矯正的坐標。許多「文革」中被批判的東西,今天部
分恢復了,並在現實中獲得了繼承乃至發揚,這份能源來自1949至
1966年「黃金歲月」間的積聚。


(九)她讓一個「顯晦無常」的領域明朗化


琴樂中有一種表現形式,非常古老,但遺失最多,王迪對於現代學的
最大貢獻之處,恰恰就在這裡。「琴歌」記載很早,《尚書?益稷》便
有了「搏拊琴瑟以脈」的第一筆。「聞弦歌之聲」(《論語?陽貨》)
,「弦詩三百」(《墨子?公夢》)等語錄,層出不窮。
《詩經》是用琴瑟等樂器伴奏歌唱的,《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
篇,孔子皆弦歌之」。四川出土的漢代陶俑,不僅僅雙手作撫琴狀,
同時還神采飛揚地張口作唱歌狀。當代琴歌研究始於查阜西,早年習
琴就是從唱歌開始的,他寫道:作為一個琴人,我是從琴歌學起的,
我從十四歲到二十七歲,一直是彈必有唱,後來有人教我「歸口虞山
」,我就不敢當眾演唱了。當我開始彈《憶故人》和《梅花三弄》兩
個無詞琴曲時,我在情緒上還多少有些抵觸。我很懷疑,一個琴曲沒
有詞,怎能知道是些什麼意思呢?後來到任何地方遇到的琴家,幾乎
全是只彈而不唱,我才噤若寒蟬,怕人輕視我是「江湖派」!
查阜西在琴歌技術上推崇「鄉談折字」,「鄉談」是方言,」折字「
是用方言演唱,即把」四呼開合「和」四聲陰陽「折轉到發音上,使
人聽懂。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可以唱出詩歌三百篇、器樂聲樂結合的
古老品種,到了20世紀50年代」古琴普查」竟然不足十首!面對一路
下滑卻魅力無窮的領域,王迪奮然起身,勇於承擔,幾乎是獨自挑起
了「撿石補天」的使命。通過她,我們知道,原來保存的三千餘首琴
曲中「琴歌」就有五百餘首(包括不同唱詞的300余首),份量居六分
之一,可謂傳統聲樂藝術的最大寶藏。
所以,致力於琴歌的挖掘、打譜、研究、推介,成為她一生投入最多
也是成就最大的事業。在同輩人中(幾乎是唯一例外),在多數人認
為不能為的區域找到了一片大有可為的學術空間和藝術空間。某種程
度上說,琴歌就是她獨立門戶的標誌,就是她立於當代琴學無可替代
的玉樹臨風處。
1983 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她編輯的《琴歌》,共收錄 52 首。
除管平湖整理的《蔡氏五弄》、《五瓣梅》2 首,均為王迪打譜。作
曲家江定仙為之作序,其中 13 首琴歌由中國唱片社錄製唱片。
1988 年,王迪編輯的琴歌專輯《中國古代歌曲長河》第二輯,由北京
音像公司出版,15 首歌曲都由她撰寫簡介。2004 年8至 11 月,她又
親自輔導演唱家和樂隊,參與琴歌唱盤的編輯。2007年由女兒鄧瑩、
鄧紅編輯的《弦歌雅韻》則彙集了母親終生輯錄的百首琴歌。一首首
琴歌見證了各個時期的歷史故事和文人精神,串聯的是中國文人或「
鳳翔霄漢」、或「漁樵問答」、或「修竹吟風」的情致與足跡。無須
說,在琴歌領域首推第一的王迪,讓這株被王世襄稱為「顯晦無常」
的葩園,徹底改觀。琴歌開拓了一條借助明朗的歌詞讓一般人瞭解琴
樂的渠道,恢復了久已湮滅的「文人詞樂」,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自
然不可估量。雖然許多演唱家不知道風格雅致的琴歌由誰打譜定譜,
但他們熱愛這些作品,常年演唱。因為一個人的耕耘,重新恢復一片
幾乎消散於歷史時空的天地,並踵事增華,多所增益,使之成為現代
琴學既保持了自身品格又走進了普羅大眾的聖盃。


 此文轉載自《名家》雜誌總第49期,作者:張振濤


大家王迪(下)
2016-04-28 張振濤 清微雅集


(十)讓錄音變成「老八張」並讓「老八張」變為經典


1966 年「文革」前,中國唱片社與中國音樂研究所已決定聯合灌制
11 張 33 轉密紋唱片,社會共享「古琴普查」收錄的資料,並決定由
王迪負責轉錄、剪接和編輯。「十年浩劫」不期而至,此事作罷,但
編輯成形的資料,存於中國音樂研究所。直到 1992 年 7 月,王迪作
為代表再次到中國唱片總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特約編輯身份,繼續中
斷了十幾年的工作。這個要求不斷、斤斤計較、一點一滴的細節都不
放過的編輯又回來了,這一次沒有人懷疑她的經驗,只有她能夠完成
這個任務,當年錄音條件有限,錄音帶又放置多年,老琴人也有演奏
不准之處,她以學者式的嚴謹苛刻和藝術家式的激情敏銳,全憑演奏
經驗和耳朵聽,一個音符、一個小節將錄音帶剪接成完整準確的演奏
樂曲,使後人得以聆聽到老琴人絕響的遺音。她先後編輯出第一張、
第二張,然後是第三張、第四張,直到第八張。每張唱片都是劃時代
的,都重新定義和改變了琴學命運,賦予琴學以新生和久違了的魅力
,並起而改變了影響世界一邊倒的流行世風。1994 年,由王迪主編、
中國音樂研究所、中國唱片社聯合出版的八張 CD 唱片《中國音樂大
全——古琴卷》正式出版,其中彙集了五、六十年代錄製的不同琴派
(廣陵、虞山、泛川、九嶷、新浙、諸城、梅庵、淮陽、嶺南等九大
琴派)的 22 位琴家演奏的 53 首琴曲。這就是被琴界口口相傳、幾
乎成為固定名詞的「老八張」。數十年間,「老八張」幾乎成為「經
典」的代名詞。它是 20 世紀琴學錄音製品的鼎足之作,標誌著中國
傳統音樂資料社會化建設的新一輪搭建。它們不但是唯一可循的 20
世紀的珍貴琴學音響,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琴樂精華的集大成之作,也
是見證王迪幾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老八張」值得被一提再提,
在琴界獲得了無可匹敵的高度評價,就是因為其中反映了受眾對製作
者鑒賞有度、編選到位、認真投入和奉獻精神的尊重,唱片通過曲目
和題解文字開口說話,讓公眾回味其中體現的學術理念、技術水準和
踏實態度。由此發生的社會反響幅度之大,讓人端視到其社會影響力
之高。
1995 年,王迪參與編輯的《管平湖古琴曲集》由香港「龍音公司」製
作出版,兩張 CD 唱片共收琴曲 17 首。王迪撰寫了《中國古琴大師
管平湖先生的藝術生涯》,為「管派」藝術歸納總結。從古琴普查開
始,王迪成為第一位給琴人錄音的學者之一,投入讓她懂得這批音響
來之不易,數十年間與琴人的交往,也讓她懂得這代琴人的價值,所
以,沒有人比她更合適擔當編輯。這個舉動的確是一種眼界,雖然決
定者是集體,但執行者是王迪。她在大多數人還不留意的地方,開墾
出了一片空間,播撒了一片金燦燦的光芒。琴人以自己的方式呈現生
命,但生命之聲並未傳播大眾,中間缺乏傳達的媒介。在此,王迪站
了出來,不但連接兩端,而且把社會需求與琴人需求,把分裂為傳統
與現代的兩個文化共同體連接起來,為精神懸空的琴人提供了安置和
傳達生命的媒介,為音樂愛好者提供了欣賞傳統藝術的產品。在這個
位置上,她無人替代。因此,她可以內心光明地擁抱「老八張製作者
」的光榮稱謂。

(十一)他們堆起了數百萬文字


1956年音樂出版社出版了楊蔭瀏和侯作吾整理的《古琴曲彙編》,首
開五線譜與減字譜對照之先河。楊蔭瀏早在 1947 年在南京「清溪琴
社」琴家聚會時,就開始使用五線譜、減字譜雙重譜式,溝通古今的
途徑獲得了學術界普遍認可。1962 年 8 月,由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
樂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會合編的《古琴曲集》第一集出版,王迪、
許健等人整理的 62 首琴曲,正式面世,其中王迪記譜 25 首。《古
琴曲集》是近現代琴學的標誌性成果,減字譜與五線譜對照的「現代
化」,使僅僅記錄指法和弦位的琴譜,有了明確音高和規範節奏。琴
曲介紹部分有:版本出處、解題曲意、校勘指法、節拍速度、分段曲
式、錄音記譜、演奏者、記譜者等完備資訊,準確簡練,完成了楊蔭
瀏「將民族音樂的古樂譜譯為現代樂譜」的期望。《古琴曲集》已經
成為愛好者、研究者的必備書。或許最開心的還是出版社,兩部寶典
,一版再版,讓沒有把琴譜當回事的書商們看到發行量如此巨大時沮
喪地感歎:「我們動手晚了」。
中國音樂研究所的工作中,王迪參與了所有古琴文獻的整理工作,正
式出版和油印的數目有:《存見古琴曲譜輯覽》、《存見古琴指法譜
字輯覽》、《歷代琴人傳》、《傳統造琴法》、《傳統造弦法》、《
琴論輟新》、《清代琴譜著見琴人名錄》 上下冊)、《古指法考》、
《古琴美學資料選》、《歷代琴書、琴譜提要》、《琴曲新聲》、《
琴曲集成》、《古琴唱片資料選》等。這份數目長得讓人驚歎,僅僅
 17 年時間,這批人怎麼能夠幹這麼多事!這還不是全部,王迪另外
參加了許多超出古琴領域的工作:《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資料》、
《智化寺京音樂》、《1956 年古琴採訪工作報告》、 《中國樂器介
紹》、《 中國傳統樂器選編》、 《大百科辭典》、《中國音樂詞典
》、《音樂百科辭典》等。她寫下的文章有:《古琴音樂採訪記》、
《一個古琴考察者在 50 年代中國的旅行》、《從「幽蘭」「廣陵散
」的譜式談到減字譜的時代問題》、《琴曲<廣陵散 > 初探》、《漫
談 < 流水 >》、《< 魏氏樂譜>中的 < 關山月 >》、《中國古琴大師
管平湖先生的藝術生涯》等。對於普通讀者,當然沒必要花費太多時
間去理解這些過於專業化的文字,但應該告訴大家,到了 20 世紀,
不但一般人,就是專業琴家也對豐富的琴學知識模糊不清了,他們已
經說不大清一首大名鼎鼎的琴曲的原始版本和其他變體之間的區別,
名稱源自何典,樂曲源自何時,技術如何解釋等等,這就需要專家一
一識別並加以闡述。琴學傳統既離不開琴人維護,也離不開專家說理
。上述工作的基本範式,就是探源溯流,條分縷析,把傳統琴學納入
現代知識體系。




余語:不忍一生業績被這樣抹去


人都愛分個高下,教授、研究院、、博導、主編、首席學術帶頭人,
學位、職稱、官位,這些名譽、頭銜和評價都是社會給予的,冠冕堂
皇,熠熠生輝。但還有一種評價來自同行,王迪在琴學領域獲得了比
之顯赫頭銜更珍貴的口碑,這是她給同行帶來信心和典範的反饋。試
問:有多少獲得了各種頭銜的人能夠拿得出《古琴曲集》《琴歌》等
一大堆絕不是僅僅是編輯整理那麼簡單的厚重成果,連同一大批花費
大量心血編輯的唱片以及時時被人傳頌的錄音製品。這類成果足以讓
許多人慚愧。歷史毫無容情地把多數人視之如命、一時地的頭銜和名
聲撇開,把另一種參照系拿到歷史現場,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成就——
永遠屹立的坐標!
20 世紀 90 年代前,還沒有頭銜、學位等評價標準,社會把像王迪一
樣研究者們的知名度被控制在很難冒頭的地平線之下,只准保持一副
不准出人頭地的平凡形象。另一方面,上述琴家在其活躍時代,也都
對虛名不屑一顧,這不但表現為對傳統秩序建立者的認同,而且顯示
出傳統文人的清高。然而,遭遇到現代評價體系的時候,他們困惑了
,覺得自己的常識受到了挑戰。面對新時代的評價體系,他們感到被
時代拋棄了。王迪也一樣,感到了恐慌,這恐慌源於對新式評價體系
的不熟悉。處於兩個時代之間的人覺得,自己活動的歲月不是時候,
甚至抱怨站錯了時間表。
50 年代,作為「北京古琴研究會」中最年輕漂亮的新女性,她無疑像
天使一樣在那座四合院裡飄來飄去,也像天使一樣被老一代琴家呵護
。「北京古琴研究會」時代,老一代琴家內心世界中的朝氣蓬勃,恰
恰要由這位年輕漂亮的女性來扮演。王迪扮演了這個角色,獲得了寵
愛。最重要的是,站立在身邊的管平湖,與其說是老師還不如說是精
神世界價值體系的坐標,一座強大的不可搖撼的坐標。天天看得見這
樣的意志堅定者,年輕人就絕不會懷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堅定不移跟
著老師一路前行。然而,「文革」以及接之而來的浮躁,作為價值坐
標的管平湖不在了,整個社會價值體系都在重建,面對世風,她的精
神世界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危機。面對「有的沒理可說、有的無處說
理、有的有理也白搭」的尷尬,一肚子委屈和苦水。這是王迪晚年痛
苦的根源。
人們注意到,她沒有興趣在人們面前彈琴了,面對整個社會相遇「非
遺」的歡慶場面,她卻沒有 50 年代參與大量演出的興致,社會渴望
的目光也沒有喚起她撫琴的精神。即使偶然撫琴,手下琴音也不再像
 50 年代那樣天真歡快。或許是年齡,或許是滄桑,或許是「冰弦自
調」的隱忍,總讓人感到,她有一股無以為告的情懷,一種涉足當代
卻邁不進當代的遲疑窘態。
為人立傳,僅僅記錄故事而不能透析傳主心理的失衡,將不會塑造一
個完整立體、敢愛敢恨的人。我們不僅要把故事加入時間維度加以敘
述,還應該把不可見的心理轉換為可以描述的行為,以窺見王迪心底
隱含的種種難言之隱。這並非是中國文字擅長故事敘述再加西方小說
擅長心理表述的另闢蹊徑,而是渴望觸摸王迪一代人集體心緒的深度
探視。她是大膽走出國門的人,20 世紀 90 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在美
國長達十個月的經歷讓她看到了像自己一樣的女性學者趙如蘭的實際
生活。我們無法揣摩她當時的心情,但那個時代到過國外的人的集體
回憶,大致可以反映情狀,那是一種與國內的貧困對比懸殊的無奈和
憤懣。作為傑出女性的代表,王迪取得的成就絕不次於趙如蘭,獲得
的回報卻比趙如蘭差得何止千萬倍。


 此文轉載自《名家》雜誌總第49期,作者:張振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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