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3月 26, 2019

容乃公說字--蘊---中文是一種基本文化底蘊嗎?

容乃公說字--蘊---中文是一種基本文化底蘊嗎?

在大陸少數可以被尊稱先生的資中筠女士, 在文化界言行舉足輕重,
曾在一回演講中說:中文是一種基本文化底蘊.

中國大陸在走富強之路時, 文化也在趕上, 但仍有青黃不接的現象.
比如國民使用語文,不講究,在西方社會常有語言學家去批評談論,或
作家寫書. 英國人講邏輯, 二十世紀初即有語言邏輯家或哲人羅素類
的論著, 而美國語言邏輯家年若 chomsky 之流也曾風流一時, 對
美國人生活有很大的影響. 更早時, 英國首相邱吉爾看到了美國文化興起,
不忍安格魯民族被比下去, 發心寫了 History of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而美國這一方, 美國的新聞編輯、評論家和諷刺作家亨
利‧路易斯‧孟肯(H. L. Mencken)寫了的一本關於美式英語的書
籍 -- 美國語言(The American Language).
孟肯撰寫本書的靈感來自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黑人俚語」,並受
到他最喜歡的作家之一的馬克‧吐溫以及他在巴爾的摩街頭上的經歷
所啟發。

我不以為中國目前有出現這類對語文有高度修養的人用談論語文來提
昇自國國家的文化立場. 資教授用心良苦, 想加強國民文化的資質,
她那麼出名,可能說明大陸目前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fibers
有待提高.

中文是一種基本文化底蘊嗎?

要想發現這句話有語病, 試著用英文去說, 還真的無法用同意語, 或
直譯翻出. 中文通常被以為是書寫, 而說的語可以等同漢語, 這說法
最少比較少人去反對. 不過把中文看成文化底蘊, 可能對有將文化限
制為某種等級的人, 或種族的生活. 文化是生活, 但會說很準很美的
中文只可以說中文能力比較好,至于他的文化,仍待看他的底蘊要求.



在1902年,孟肯在他所撰寫的《巴爾的摩太陽報》的專欄中提出了自
己的發現,「一些俚語開始在美國諸州流行」,他認為應該撰寫一部
「有關美式英語語法」的書。

孟肯試圖在諾亞‧韋伯斯特的傳統思想中保衛住「美國腔」,以對抗
那些認為美語是英語的錯誤用法的英國批評家們。他反駁了那些批評
家以及美語「學者」所謂的規範文法。同樣地,孟肯也不認同塞繆爾
‧詹森在其編寫的字典中關於語言獨立演變的說法。

孟肯在這本共374頁的書中討論了「美語(美式英語)」的變化、變化
的開端、這些變化的普及、美式名稱與俚語等。根據孟肯的說法,美
式英語比正統英文更為多彩多姿、傳神以及富有創造力。

其實資教授說的話,若由胡適之先生批改,會說成:

拜託大家說話用辭講究一點好嗎--

不過這未必等同在生活上讓文化層面更多彩多資. 大家用比較講究的
言辭會是一種美好的文化修養.

底蘊是一個漢語詞彙,意思是內心蘊藏;底細;事情的內涵;文化的
涵養。出自《宋史‧范祖禹傳》。 顯然, 這是一個創新辭, 而開始
在最底幾年才在大陸流行. 新文人中, 好像魯迅愛用, 但不算是中文
習語.

而文化底蘊成為一種個人修養,也是現代人才要求的.

所謂文化底蘊,就是人類精神成就的廣度和深度,即人或群體所秉持
的可上溯較久的道德觀念、人生理念等文化特徵。也是人或群體學識
的修養和精神的修養。

該詞語具有兩個前提:

1、是人或者人群所具有的。

我們可以說某地的人具有什麼樣的文化底蘊,我們可以說某公司具有
什麼底蘊,但不能說某物具有文化底蘊,它隻能是表現出製作人所在
群體的文化底蘊。

如:一個教師的文化底蘊,不僅決定著他理解、駕馭教材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隻有教師具有豐厚的文化底蘊,才能創造一個豐富的課堂,才
能給學生以廣博的文化浸染。文字把持能力可以增加這教師的文化底蘊,
但不等同這教師的文化底蘊.

 

2、這些文化特徵都有淵源以及演化,是長期積累下來的,獨特的地域
性文化。


所謂文化底蘊,就是人類精神成就的廣度和深度,即人或群體所秉持
的的道德觀念、人生理念等文化特徵。也是人或群體學識的修養和精
神的修養。

到底什麼是底蘊?

1.著獻事理精奧之處。如:「精蘊」、「底蘊」。
清史稿.卷  九十四.樂志一:「奧義微機,莫探其蘊。」

2.蘊也是亂麻、枯草:
韓詩外傳.卷七:「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



3.事情的內情.如「底細」「底蘊」.

甲骨文沒有這個字,它的代字成為現在蘊字的錯別字,即


溫,既是聲旁也是形旁,是「蘊」的省略,表示蓄藏。醞,篆文(酉
,酒罈)(「蘊」的省略,積聚、蓄藏),造字本義:動詞,將糯米
或其他糧食密封在陶罐內發酵成酒汁。

醞釀和醞熟用的字,原本就是底蘊.

台語有一句:  好酒陳甕底,可以拿來解底蘊最原始的意思.


《說文解字》:醞,釀酒。字形採用「酉」作邊旁,採用「」作聲旁


當今有一位真可以談中文和文化底蘊的學者, 乃公以為有一位學者
莫屬.他認為底蘊指

「這裡的蘊字作埋葬講,是處理屍體的方法,可以引申出死的意思。
死作主要動詞常指自死。或是天災人禍造成的後果,並非處死,決不
包含預謀殺害。因此卜辭中有許多條『蘊』釋為死說不通,如果把它
解為埋,便文從字順了。」

 乃公一向認為中國中的文化即是鬼的文化. 若要談提升中國人文化
底蘊, 除了要講究語言精準文雅, 即資中筠老師說
-- 中文是一種基本文化底蘊--, 之外, 對傳統中國人宗教信仰的
底層認識也要加深. 乃公說, 文化不是優雅談吐, 文化底蘊 未必全
建立在中文或漢字運用而己. 文化是把鬼神在傳統中國發生的原由有
一個基本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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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 持續考釋「蘊」字二十年

作者 聞述之 來源 《語言文字報》第519期 發佈時間 2014-11-08


張政烺(1912—2005),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1946年受聘到北大
歷史系任教授,同時兼任清華大學教授。1954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並任研究員。曾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主持《金史》的
標點與校勘,主持參加臨沂銀雀山漢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雲夢
睡虎地秦簡的整理工作。

張政烺治學嚴謹,對沒有成熟看法的問題,從不輕易下筆。對寫出的
文稿也要反覆修改。他有一篇論文1935年寫成,直到1982年才修改定
稿,拿出發表,可見慎之又慎。因知識淵博,融會貫通,張政烺在學
術界享有盛名,但寫的東西並不多,一旦出手,則廣博精深,所論常
有創新。

張政烺考釋甲骨文的代表論文有《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釋它
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殷墟甲骨文羨字說》《殷契首字說》《
釋因蘊》等。


張政烺考釋甲骨文字,總要堅持從分析文字字形入手,再參照《說文
》對偏旁的分析法與對字義的說解,又取證於時代相近的、已識的古
文字偏旁,復佐證於書籍記載和地下出土材料,從而確定其字的意義
與讀音。他列入考釋重點的甲骨文字,都是那些決定整個文義的關鍵
性的字。尤其是某些重要的動詞,其中有的甚至是數十年來久被古文
字學家注意而又未得識的常見字。

甲骨文有一 字,《鐵雲藏龜》中就已見到。孫詒讓考釋時有誤解,王
襄釋為古「囚」字,又為古「死」字,葉玉森、商承祚皆釋「囚」。
董作賓釋「死」。郭沫若釋為「囚」。唐蘭認為是「人在陷阱中」。
胡厚宣認為「仍當釋生死之本字」。李孝定堅持釋「死」。關於這個
字的討論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難以達成共識。

1956年,張政烺在《中國語文》上發表《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
的論文,其中就考釋了這個字。他寫道:「學者們肯定它的本義是死
,在絕大多數場合是對的。」但從文義考慮似有區別,張政烺舉出了
《殷墟文字綴合》龜甲58的例證。這片龜甲密行細字刻的都是丙午這
一天貞人勿問卜之事。張政烺指出:「這片龜甲已殘破,現在保存下
來的這一小塊已有8條卜辭,殘缺的不知其數。難道說會有這樣的巧事
,8個以上的被國王關心的人物同時大限臨頭麼?」張政烺推測,「這
個字就是《說文》中的蘊字,是埋葬的意思。這幾條卜辭則是有關殉
葬的貞問」。

張政烺的考釋非常有道理,學者們紛紛採納。1985年10月,張政烺又
在《古文字研究》第12期上發表《釋因蘊》。張政烺以家鄉榮城的口
語和劉向《新序》的例證對以前的考釋作了比較充分的補充。他寫道
:「這裡的蘊字作埋葬講,是處理屍體的方法,可以引申出死的意思
。死作主要動詞常指自死。或是天災人禍造成的後果,並非處死,決
不包含預謀殺害。因此卜辭中有許多條『蘊』釋為死說不通,如果把
它解為埋,便文從字順了。」

對「蘊」的這一補充解釋,更加合理,說服力也更強。這一考釋,在
張政烺的心頭反覆考慮醞釀了20年,張政烺治學嚴謹,果然名不虛傳

我們才應該好好稱張政烺為先生.

星期一, 3月 25, 2019

容乃公說字 醢---- 芝麻胡同裡的人倫

容乃公說字 醢----    芝麻胡同裡的人倫

芝麻胡同網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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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京味十足的國產年代劇《芝麻胡同》在各大衛視及多家網
路平台熱播,該劇以解放前到改革開放前的 30 多年為時間軸,講述
了男主一家幾十年來經營一家名為「沁芳居」的老牌醬菜舖而發生的
一系列故事。整部劇中,醬菜可以說是最為硬核的一個文化元素,劇
中不僅展現了老字號醬菜廠的製作工藝,拍攝時也選用真正老字號醬
菜作為道具,上屜、打耙、踩黃子……劇中的一招一式都極大地還原
了非遺醬菜技藝,不少網友看後不禁感慨:莫非這部劇的別名叫「舌
尖上的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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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公上了年紀, 天天追劇, 不是想在劇中找人生大道理, 而是無聊寂
寞. 最近追了不少關于北京上海蘇州人生活的劇, 都很夠味, 正陽門
下的小女子 (酒館 ), 姥姥的餃子館, 都挺好 (蘇州彈詞 ), 幸福一
家人 (麵條館 ), 《傻柱》 (四合院 名家廚師 ). 這些戲都點到了
吃的文化與人倫. 這都是一個社會走向富足後人心最大的關懷.

戲劇, 英文 drama, 指的是激烈, 要搞上四五十集, 編戲的都得在正
常人生邊緣做文章. 所以把幾家人亂搞在一起, 仇家變親家, 是最簡
易可以將十來個簽約的演員打發掉. 而其文學也不了離古今戲劇小說
文法. 唯一標準是不能太離譜.

芝麻胡同可能是我最近看過最荒唐離譜的, 也最有戲味的戲. 它把人
倫錯亂玩到無哩頭, 而這郤發生在最有文化空氣的老北京.

戲中錯亂太多, 我就請看官自己去數. 故事主人翁嚴振生娶二老婆,
一個為了救他生命而獻上貞操給害他丈夫的國民黨軍官, 懷了一個後
來被嚴振生收養的男孩. 這孩子生父被自己養父報復殺死. 而嚴振生和
大老婆生的兒子離家從軍, 放下新婚妻兒, 回來發現自己的老婆被托
付的發小娶去了.

嚴振生大老婆後來和差點被他收為小老婆的佣人的哥哥, 也是家中佣
人, 在病中生情, 生了一個女娃,.... 等等太多瞎搞的情節.

你會笑我低智,自討苦,去追那些不三不四的戲.

說起吃和人倫, 乃文學二大因素. 而沒胡搞, 就沒戲, 又是文學最高
法理. 中國傳統戲曲常把人生倫常放在一個正常規範的邊緣, 讓戲中
人面對人生最窘困的情境去做兩難的選擇. 搜孤救孤還不能算, 因為
這戲沒有兩難, 但四郎探母即為一個典型中國人對戲的定義所理解的
最佳演繹 ---- 楊六郎面對的不光是忠孝不能兩全 --  當然中國人
一向愛圓滿, 四郎探母的大登殿讓兩個老婆互相體讓, 這就是我們大
夥在看芝劇和類似的電視連續劇最後含淚而笑的原因.

這個手法落在低下的編劇最常選的是另一個門路. 就是和亂倫擦邊.
西洋有悲劇, 而中國沒有悲劇, 因為西洋悲劇 -- 依底帕斯戀母殺父
情節 -- 是把真正亂倫放在戲中, 因循了希臘神話的邏輯. 古代西洋
人不懂何為救贖 -- 不過西方後來也另外用擦了邊的亂倫發展出了現
代小說的先河. 英國第一部小說, 費而汀的湯姆瓊斯小史 (Henry
Fielding--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讓主人翁在旅館差點和自小失離的生母發生關係. 我曾寫過論文, 專談這部小說吃和性的關係
,因它開展英國近代小民文化的先河.

擦邊亂倫 (我稱為 bordering incest) 的文學其實也是芝麻胡同的
意識形態.

中國人開始大講人倫的人物是孔子. 他寫春秋讓亂臣賊子懼, 很多罵
的是亂倫的事. 春秋時代, 人們對倫常沒太講究, 最常發生的就是一
個烝字, 淫,與長輩婦女姦通。

左傳.桓公十六年:「衛宣公烝於夷姜。」等等.

乃公說亂倫與飲食有關. 烝說上淫, 拿在廚房即烹食方法之一, --
用熱水氣蒸東西。通「蒸」。如:「烝魚」、「烝飯」.

顯然, 亂倫和人類發明吃的方法用的是同一個概念 -- 而孔子說食色
性也.

芝麻胡同說的是有六百年傳統北京一家名為沁芳居的醬菜廠的故事
-- 一家原名為六必居的事.
舖子有原型可能就是明朝傳到現今的北京出名的六必居醬菜.
它也是祖宗傳承下來的基業。據瞭解六必居的匾額還是明朝嚴嵩所寫
,從明嘉靖 1530 年到現在也有幾百年的歷史。六必居的創始人是趙
家兄弟,最開始是從小舖面開始做起,一步步的經營到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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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公註:
嚴振生是北京沁芳居醬菜舖的東家,沁芳居是傳承百年的老字號,從
祖輩開始一直到嚴振生這一代從不敢懈怠。在沁芳居的大廳中有三件
寶貝,那是朝廷獎賞給沁芳居的六品頂戴花翎寶物,單純帽子上的那
一顆珠子就要一萬大洋。看到老北京,看到和朝廷有關的賞賜,看到
傳承百年的祖宗基業,更加讓觀眾相信嚴振生和北京沁芳居是有原型
的,不少觀眾懷疑劇中出現的沁芳居就是六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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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傳統可能和中國文化一樣有六千年了. 醬菜最早稱
為醢 -- 一個曾出現在易經. 易經有一個卦, 專講人倫的否卦. 卦說
包羞, 羞字即饈 - 羞為膳羞,即腥、胾 (唸自 )、膾、炙、醢、醬
之類的東西。 嚴格說來, 即醬菜.

乃公注易: 否卦六三包羞,否卦之大象是艮巽。六三動而成乾艮,正
配是天山遯之卦,在否見以遯守為策略,是上策。中爻二至上互為姤
,姤為遇。柔遇剛,是曖昧之遇。六三變成乾一男,巽女,艮為男,
兩男一女,是否反的男女關係,至為羞人之事也。

芝麻胡同的戲說的即為人倫之羞.

乃公讀易經, 一不解, 為什麼當初商王逼周文王吃自己兒子的肉, 讓
他老人家因而發憤發明易經成為中國文化的開端. 在我讀易經時, 也
常想到大廚師易牙,春秋時期齊國人。

中國人最會做菜的先生名為易牙 -- 原本為寺人,精於烹調,長於辨
味,史稱其:「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
之以鹹」,「淄澠之合,易牙嘗知之」.

寵於齊桓公夫人衛共姬,桓公為了討好她.說未曾食過嬰兒的肉,易牙
就殺了自己的兒子,煮熟給齊桓公吃. 中國史上易經大師和最大的廚
師易牙都被迫食或烹自己兒子的肉--

乃公的問題為何中國中最高的智慧和人生最美的口欲都發生在一個被
迫烹吃自己兒子的肉的人物身上, 難道說用被用醢刑的犯人的肉和文
化史上最高端的產物和人肉有關?

後來想到, 當時並非是白煮, 而是正正當當由廚師做出來可以端上餐
桌的一道料理. 自古, 沒聽說有人愛吃開水燙熟的人肉, 即便是像周
文王或桓公夫人吃的口糧與美餐.

乃公發現其中有天大秘訣存在一個字,這個子就是醢.

醢原是用肉、魚等製成的醬。 但在古代的也是一種酷刑,把人殺死
後剁成肉醬。

醢字常出現在一個孔子做的春秋傳裡--它說的是肉醬

醢從酉。本義:肉醬

minced and hashed meat


脯醢菜羹。——漢‧ 司馬光《訓儉示康》

又如:醢脯(肉醬和乾肉);醢醬(肉醬) 醢,醬也。——《廣雅》

醢古代一種酷刑,將人剁成肉醬 [mince up sb.into meat]

殺梅伯而醢之,殺 鬼侯而脯之。——《呂氏春秋‧慎行論》


「卬盛於豆,於豆於登,其香始升。」毛傳:「木曰豆,瓦曰登,豆
薦菹醢也。」孔疏:「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
,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 ]


考古發現商朝有一個東西,即陶豆,春和傳說陶豆薦菹醢---

菹是鹹菜、酸菜一類食品,醢是肉醬。說明周代不僅用陶豆盛肉食,
也盛菜蔬。

  在我國,醬的製作工藝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也在時間的長河中
不斷改良優化。從遠古時期簡單的用鹽醃製,到先秦時期用各種肉料
(加入適量的谷粉)與酒合制,再到漢代以豆子、麥子等取代肉料以
及此後陸續推陳出新的制曲工藝,都充分說明了人們對於醬的品質有
著更高的追求。

乃公猜想古時, 人們要做醬菜, 原先是用肉, 但肉並不易取得, 在必
要時, 可能要用大量的肉品來發酵, 可能缺少肉品來源時, 人肉會是
最好的選擇,尤其想要處置大量敵國的俘虜.


傳說做醬菜祖師爺就是活埋過讀書人的秦始皇. 不過乃公看過令人驚
心動魄的秦朝文物, 直為之讚美, 相信秦人未必光會殺人如麻. 聽說
鹹菜業祖師爺秦始皇為了修築萬里長城時,想出將青菜變鹹菜的辦法
,解決了民工長期吃菜的問題。至才至今沒聽說他老人家用人肉去醃
醬菜來逼害俘虜.



    醢,醢是肉醬,把肉曬乾搗碎,放人鹽、酒,發酵釀製。把人也
可以這麼做了,是一種有創意的刑罰。


《詩經大雅行葺》:「醓醢以薦」,「醢」是肉醬,「醓」是造肉醬
時加進動物的血,較為稀一點。從《詩經》成書於西周至春秋中葉,
及《大雅》一篇反映西周歷史,可以肯定的是,造肉醬的方法應出現
在西周或更早以前。

而《禮記內則》 (約成書於戰國 (前 275 年至前 221 年 )至西漢 (
前 206 年至 23 年 )初年間 )在記載先秦貴族用膳的禮節時記載了
不同的醬配合不同的食物:「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
芥醬,麋腥醢醬」,意思是「吃薑桂肉條時用螞蟻醬,吃煮乾肉時用
兔肉醬,吃麋鹿皮時用魚肉醬,吃魚片時用芥醬,吃生麋鹿時用肉醬
。」由此可見,在先秦時代,不但人們已培養了一些關於醬的飲食習
慣,而且醬的種類很繁多。

在西漢以前的古籍《詩經》和《禮記》中的醬,絕大多數是兔、雁、
鹿、甚至螞蟻等「野味」,


孔子說「不得其醬不食」 (《論語鄉黨》 )他老人家很清楚, 用人肉
的醬可能偶而也流傳在各國名廚手藝之中, 他不小心也吃到. 他在週
游列國時, 可能經常會先問一下, 請問這東西有人肉在其中嗎?

聽說孔子聽說子路被殺後,被人家剁成肉醬,把要吃的肉醬丟了.

《禮記‧檀弓上》:「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
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星期五, 3月 22, 2019

關于無絃琴

關于無絃琴   容乃公

陶淵明「無弦琴」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歷代的文人墨客大都津津樂
道,視為風雅之舉,脫俗之行。《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列傳》:

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在此基礎上,梁蕭統《陶淵明傳》直接提出了「無弦琴」這一概念,
並稱「淵明不解音律」;唐李延壽《南史》卷七十五《隱逸列傳》的
記載也大致相同,只是沒有「無弦」二字。《晉書》卷九十四《隱逸
列傳》則明顯帶有將這個故事「擴大化」的傾向:

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為此唐朝張隨還寫了無弦琴賦
--以「舜歌南風,待弦後發」為韻--為陶淵明說帖.

明朝畫家董其昌也寫詩手心去臨帖, 有如彈無絃之琴. 這些不是天橋
把式,也只見于六朝小說.董說:

    臨禊帖跋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一似撫無弦琴者,覺尤延之諸君子,
葛籐多事耳。



玩古琴很人可能少人想過, 最早伏犧先生發明了八卦後, 先發明有絃


無琴或有琴無絃的樂器. 總之, 古人用器物模仿大自然聲音, 最早,
可能先有絃, 後有琴. 不過這事仍說不準. 也許中國人在六千年前,
沒發明絲,沒事鼓鼓木塊,成為琴學之始.


 乃公一生見過嵇康玩的一絃琴, 至于其他數目的琴絃, 也見過.
至今尚沒見過無絃之琴. 那個在溫哥華收藏過日本的一絃琴的加拿大
人用它彈出相當美妙的聲音, 郤也像是沒譜的. 當時我不以為他不靠
譜.

說起無絃琴, 常人都以陶淵明那著名的無絃琴是老莊超越思想的琴學
無絃派祖宗, 這種信仰和金大俠小說說的很像 -- 玄之又玄的功夫. 我
認識過金大俠, 曾問他關于他小說寫的冰絃, 奇裡古怪的來源, 有何根
據 . 金大俠笑而不答, 故作神秘 . 金大俠的小說風迷全世界華人, 連很
多學問家都愛讀, 不過我跟金大俠說, 我不讀他小說, 但他小說的後面
的注解我一一不放過. 這種讀法, 很像陶淵明彈無絃之琴 -- 而乃公
讀沒有小說的金大俠小說. 道理相同. 金大俠雜學真令乃公服氣, 但他將
這學問浪費去寫小說了 -- 這是他一生的悲劇, 最後落到去劍橋寫唐
朝玄武門之變, 給一個未必可以讀懂他小說的洋學者指導拿博士學位
, 完成他的心理補償.

相信陶淵明有無絃琴的人可能太天真了. 因為一張琴, 若沒有絃, 不
能成為樂器.有人說陶淵明的「無弦琴」本是偶然的弦索不
具的產物,「無弦琴」之彈奏也並非陶淵明彈琴的常態。因為稍有音
樂常識的都知道,琴弦(一般用蠶絲製成)是消耗品,天下沒有永遠
不斷的琴弦。這個說法未必全對, 因為古時的琴絃還真的不易斷.
香港一位琴人在近年推廣絲絃古琴, 他造了很多精品冰絃, 我買了不
少, 但用後仍然不全理想 -- 離開傳說古時人用的琴絃仍然差很還.

絲絃傳說同樣問題也發生在京胡琴. 有一陣子, 我和一批票友們玩京
胡, 講究的人會用絲絃,論兩買的--也因為品質問題,要常換.
. 我聽過和梅蘭方的琴師徐蘭沅同遊的票友跟我說, 從前胡琴師用絲
絃很不容易斷. 過去琴師在台上, 一人只旁一角, 若台上絃斷了, 那
事大了. 有琴師幾年才換一根絃. 可見從前的絲品質是人今不能想像
.


或許另一個可能是陶淵明沒收入, 無法養琴童. 琴童除了給主人背琴
上山, 另外也幫調音. 紅樓夢的林黛玉曾把琴絃彈斷, 被妙玉聽到,
以為不吉. 我曾寫過一小文專說這事. 她是把琴絃拉太緊了, 因為好
勝. 或許, 她從南京來投奔外婆後, 賈府沒聽說有琴童伺候, 但名字
有琴的男女用人郤不少. 這事未必可以証明古時琴絃是消耗品. 反正
彈琴都有絃斷之事.

譬如,東漢時代著名的琴學大師蔡邕在夜裡鼓琴,忽然蔡文姬能判斷
絃的能力.這也不能說古時的人因為絃斷而干脆不按絃去彈琴.


陶淵明其實不但常彈琴, 而不是做一個手勢而己, 他和清朝散文家張
岱一樣是個中好手.

陶淵明《擬古》九首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
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
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
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
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從這詩看出,陶淵明玩琴可能注意力己經到了可以上央視或英國的
技能好手電視節目的水平.他詩中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
其能耐非同小可.

按古琴的彈法: 「『上弦』即我們現在所說的上准,即四徽至一徽的
音;『下弦』,即我們所說的下准,即十徽至十三徽的音。上弦音距
岳山近,彈上弦音時,因為有效震動弦長較短,使得彈出的琴音較為
尖利、激越;而下弦音則相反,它們近龍齦,有效震動部分長,琴音
較為低沉、幽深。


《別鶴》和《孤鸞》是兩首琴曲的曲名。

陶潛在另一處說:

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

別鶴和孤鸞,本是中國文學著名的典故.最早


南朝梁江淹《贈煉丹法和殷長史》:「譬如明月色,流采映歲寒。一
待黃冶就,青芬遲孤鸞。」


北周庾信《擬詠懷》之二二:「抱松傷別鶴,向鏡絕孤鸞。」

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
君神道碑》:「琴前鏡裡,孤鸞別鶴之哀;竹死城崩,杞婦湘妃之怨
。」

宋張先《卜算子》詞:「臨鏡無人為整裝,但自學孤鸞照。」

明張珽《龍膏記‧空訪》:「長垂天幔孤鸞舞,旋炙銀笙雙鳳語。」

清李漁《意中緣‧誑姻》:「多應是犯孤鸞,紅顏數奇。」參見「孤
鸞照鏡」。


宋蘇軾《歐陽晦夫惠琴枕》詩:「《孤鸞》、《別鵠》誰復聞,鼻息
齁齁自成曲。」


孤鸞: 孤單的鸞鳥。比喻高人隱士。失去配偶或沒有配偶的人。

根據琴學, 自琴人有一曲, 或可能即會令人 斲一琴. 《孤鸞》、
《別鵠》或也可能陶淵明收藏過的琴名,或見過的.


琴學是潯陽陶氏的家學。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說陶敬遠:「晨採
上藥,夕閑素琴。」陶敬遠是陶淵明的從弟,也是他的知音。

陶淵明平日彈奏的是七弦琴。陶淵明《自祭文》:「欣以素牘,和以
七弦。」上句言讀書之樂,下句敘彈琴之諧,讀書和彈琴是陶淵明日
常生活中的賞心樂事。陶淵明平生酷愛音樂,從少至老,彈琴不輟,
清歌不絕,音樂伴隨了他的一生,與他的讀書和創作相映成趣,相得
益彰,他在詩中寫道: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
(《時運》)

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扇上畫讚》)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始作鎮軍
參軍經曲阿》)

總之, 我們讀古人的文字, 真還不可以 take face value. 萬不可信
以為真.從來無絃之琴乃無稽之談.

無絃琴成為一種信仰和姿勢,古今琴人詩人以此附風會雅源源不斷.

論真正曾經有這個境界的人, 要數當今名琴家李祥霆. 聽說當年李祥
霆在廣播聽到管平湖的流水, 驚為天人. 一時想學, 又沒琴, 所以拿
了琴譜用報紙寫下七絃的位置來學. 這事感動了管平湖, 開始收他為
徒.我想,古今他的境界真要比陶淵明高太多了.

附註:

  王昌齡《趙十四兄見訪》:「但有無弦琴,共君盡尊中。」
  與張籍齊名的王建《送於丹移家洺洲》:「素琴苦無徽,安得宮
商全?」徽,是繫弦的繩。素琴沒有繫弦的繩,也就是沒有弦。既然
素琴沒有弦,當然奏不出「宮商」(代指樂聲)了!
  飄逸瀟灑的詩仙李白,有多首詩提到了無弦琴。其一是《贈臨洺
縣令皓弟》:
  陶令去彭澤,茫然元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弦琴。
  釣水路非遠,連鰲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
  其二為《戲贈鄭溧陽》:
  陶令日日醉,不如五柳春。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
  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溧裡,一見平生親。
  其三為《贈崔秋浦》三首之二:
  崔令學陶令,北窗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弦。
  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東皋多種黍,歡爾早耕田。
  白居易也有多首提及無弦琴的詩,其一為《訪陶公舊宅》: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
  其二為《丘中有一士》:
  行披帶索衣,坐拍無弦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
  其三為《夜涼》:「舞腰歌袖拋何處?唯對無絃琴一張。」
  唐代著名詩人陸龜蒙在《奉和襲美夏景沖談偶作次韻二首》有云
:「墟中有酒文園會,琴上無弦靖節家。」
  司空圖《書懷》有句:「陶令若能兼不飲,無弦琴亦是沽名。」
  聶夷中《題賈氏林泉》:「有琴不張弦,泉星列梧桐。」
  到了宋代,不但詩中有用「無弦琴」之典故,甚至在詞中也常有
所見。
  宋初著名詩人楊億《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華陰學霧還成市
,彭澤橫琴豈要弦!」
  北宋一代文豪蘇東坡有《和蔡准郎中見邀遊西湖》詞三首之二:
「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弦,中有酒,醉飲眠時遣客休。」
  江西派首領黃庭堅《晚發咸寧行松徑至蘆子》:「聊持不俗耳,
靜聽無弦琴。」
  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念奴嬌‧龍山何處》:「愛說琴中如得趣
,弦上何勞聲切!」
  直至清代曹寅的《宋牧仲中丞見招奉和二韻》中仍有「無弦琴」
典故:「中丞獨儒雅,示撫無弦琴。」

星期二, 3月 19, 2019

容乃公說字--寡 --兼說寡婦年有沒道理

容乃公說字--寡 --兼說寡婦年有沒道理

女人死了老公常被稱為寡婦, 嚴格說來, 其他人仍可以稱孤道寡 --
比如老公終年不在家,男人無妻,無人照養,都可以用上這個寡字.寡
字沒出現在甲骨文, 金文寡字是形容一個房屋側看形, 中有一人 (頁
即頭字)---屋中只有一人是寡少義。

說文解字因為誤說成從頒。頒有分賦義。解得沒道理, 因為包括了分
了的意思. 其實一個人一生都住空室, 就算了. 比如帝王稱寡人. 我
看過毛澤東晚年過年一直自己吃年夜飯, 他八字和乾隆很像, 地支四
全 ,所以在民主時代, 不能稱孤道寡, 也有資格算一個寡人.


所以我以為寡婦一辭是有文人偏見的.

寡婦有活的寡婦和真的真的寡. 中國古時, 農村因為要求子, 男子
未成年, 就會被配上一個大好多歲的女人. 很多民國初年名人, 被迫
變成小丈夫, 都會先娶一個很快被遺棄的大老婆, 她們大都變成活寡
婦 -- 例子太多我就不說了.

現在社會很多年輕人不興早婚, 或跟本不結婚. 居然有人會問我一個
問題 --- 民間傳說有雙春年, 或無春年, 被好事者說成寡婦年 --
到底可不可以迷信不在這種年結婚.到底這種信仰有沒有道理.

如果從生辰八字理論,有人生來真的很不好配.男女結合講的就是陰陽
相配. 比如八字理論有生來就有寡相, 這種人年年都不易結婚, 因為
以後會犯孤. 其實古人對男女結婚原來有男三十女二十的理論. 這個
理論從孔子之前己流行. 這理論好處是因為把男女年歲岔開了, 比較
容易因為兩者不相同反可以避開不好相配的忌 -- 可以因為沒有框架
限制,反而避了忌諱.在古時,有人以為胡人沒有生辰八字,所以用這個
觀念去支持不去和胡人結婚. 原來發明生辰八字, 原先居然是有心的
漢人想避開胡漢通婚.

總之,因為沒有章法時,人們可以不去顧忌因為章法而形成的制約.
從這個角度,民間相信萬一有人生辰八字被批為有寡婦命,解決的方法
就是去當續絃,或嫁一個年歲很大的人,或外國人.

中國人自古對外國人有忌諱, 因為反而成解葯. 乃公相信這有點道理
.比如二個人因為語言不通,反而吵不起來,等等.


唐朝時,有一本書叫 「滅蠻經」, 是由精通
易理的「一行襌師」,以三分真、七分假之法,再配以易數遊年反卦
,寫出一本「半真半假」的風水書,並傳給當時的高麗、扶桑、安南
……等國。有人以為此舉原想去胡弄那此想學中國八字易理的老外.
由於此偽法並不難學,此術又被當時的留學生輾轉帶回中原。在清朝
時,人民都有所謂遊年八星去配男女婚事.

當日之「滅蠻經」早在清末時已失傳,但其半真半假的偽法卻流傳民
間,即今日之「八宅風水」也。

用 「生氣」、「天醫」、「延年」、「伏位」是吉方,「五鬼
」、「六煞」、「禍害」、「絕命」為凶方,再把人分成「東四命」
和「西四命」兩種。而有所謂上婚中婚下婚分法.

不過乃公研究後, 發現原先「滅蠻經可能是古時排外的種族主義者想
減少漢胡通婚而搞出來的名目. 唐朝時, 長安人口最少五分之一或二
是胡人. 國際婚很流行. 總之, 中國人發明生辰八字差不多就在那時
了 . 幾乎可說中國人原來發明八字算命, 可能有一個很怪的動機,
就是防止漢人和胡人通婚.

我說了大半天, 主要是說男女合婚講陰陽相配, 這是一個硬道理. 但
若一個人完全不信邪,不按章法行事,反而成為避邪的不二法門.

說這麼多,我到底想說什麼.

昨天有位年輕微信友,來信,到底寡婦年的說法該不該信.有沒有道理.

乃公以為現在披天蓋地易經專家都說這是迷信. 不過總得要有人去解
釋這個迷信的原因吧. 乃公以為古時人們男女合婚要合八字, 而生辰
八字有人可以假造,但也有八字還真的排不出來--因為立春節氣古來
是兩個年分開的日子,即古時,中國人生肖,以立春那天算--也就是說
陽曆二月四或五號那天分開, 若二月三日前生的肖狗, 那麼二月
五日後的人肖豬.

不幸,過去農業時,人們是拿了農曆過日子的,而立春郤是陽曆的東西.
若一對男女, 拿了農曆日子去合八字, 發現那一年沒立春, 或有兩個
立春,就連瞎子都弄不來了.

在無春和雙春年, 男女八字弄不出好章法, 以後注定這婚姻會走不分
即死的路子.所以才有寡婦年這麼令人為難的迷信.



「無春年」是指農曆全年都沒有立春的年份。為了適應寒暑的變化,
古人在農曆中每19個年頭加入7個閏月,導致19個年頭裡有7年裡沒有
立春。民間盛傳寡年無春「不宜結婚」,但這是沒有科學依據的。比
如:2005年雞年是無春年、2008年鼠年是無春年、2010年虎年是無春
年、2013年蛇年是無春年。根據中國的農曆,牛年的臘月廿一,也就
是2010年2月4日,還有一個立春。這就是說,農曆的虎年沒有立春,
民間稱為「無春年」。

節氣在夏歷農曆中的日期並不固定。我國傳統曆法夏歷是種陰陽合歷
:「陰」是指其歷月以朔望月平均長度29.5306天為基礎,以朔日為每
月的初一日;「陽」是指其歷年基本根據回歸年,以每年「立春」前
或後的一個朔日為歲首正月初一即春節。農曆平年12個月只有354或
355天,個別年份只有353天。有閏月的年份13個月有383或384天,個
別年份有385天,可包含25個節氣(除夕恰逢雨水節氣的可分成26個節
氣),這樣年首年尾就各有一個「立春」,成為「雙春年」,而它的
下一年只有23個節氣,就沒有「立春」,成為「無春年」。
由此可知,「雙春」後「無春」,完全是曆法按一定規律編排的結果
,而且經常出現。


全年無「立春」的情況,在19年中便會出現7次,例如1991年羊年、
1994年狗年、1997年牛年、2000年龍年、2002年馬年、2005年雞年、
2008年鼠年、2010年虎年、2013年蛇年、2016年猴年、2019年豬年、
2021年牛年、2024年龍年、2027年羊年都是無春年。


星期日, 3月 17, 2019

中國最有名的短信(簡訊)--從胡蘭成一篇短文說起

中國最有名的短信(簡訊)--從胡蘭成一篇短文說起 容乃公

短信, 英文 texting, 台灣稱為簡訊, 從 2003 年在世界流行, 是現
代人天天必要的溝通工具. 在中國, 一年最少發三千億筆. 短信說法
遠不及簡訊,  因為古時, 竹簡最早功能可能即用竹片發出如現今在
手機上數語以傳達思想, 意見和心情.

中國古時, 傳信因為遠路要走水, 所以傳書, 除了發鴿, 就靠二片與
魚相類或直接由水族傳送, 這就是柳毅傳書的典故.


故事講述湖北人柳毅在前往長安赴考落榜歸途中,在涇陽遇到一位女
子在冰天雪地中牧羊。原來對此女方乃是洞庭湖的龍宮三公主,遠嫁
給涇水龍王十太子。可惜小龍王生性風流,娶妻之後不單沒有洞過房
,連碰也沒有碰過她。三公主獨守空房之餘,又被翁姑欺凌,帶負責
降雨降雪的羊群到江邊放牧。週遭水族禽鳥懾於龍王聲威,都不敢為
三公主傳書回家求救。柳毅義憤填膺,答應放棄科舉的機會返回家鄉
送信。



柳毅回後來感動了洞庭君, 請他弟弟錢塘君解救三公主,最後他終和
三公主結成好合之緣.

這故事乃公以為原為說明中國南方二個水神, 洞庭和錢塘相生而成就
人間好事的神話原型. 故事並不曲折, 但背後有一大串與折柳的典故
, 有關. 這件中國很早的簡訊事情不單純. 因而名柳毅.

最近重讀胡蘭成的一段曾化名登在報紙,:回憶我的兩位書法老師 (
原載 1937 年 6 月 21 日《中華日報》副刊,署名胡亭蘭 )文章,
其中提到---

比今春北還,過泉唐,則先生已作古人。迺至西泠經塔下,摩挲先
生所書經文,佇立久之。夕陽無語,鳳林寺鐘聲徐聞,堤上遊人漸稀
,有少女划艇來泊柳枝下,曼聲作歌:

陌上花開蝴蝶飛,
江上如故昔人非。
遺民幾度垂垂老,
游女猶歌『緩緩歸』……

我注意到胡蘭成提及過泉唐, 我以為他說的應該是錢塘, 而在西泠寺
看剛死去不久, 從十三歲即教他書法的名書法家海寧周承德在西泠寫
的經文.看湖上有女子折柳,而興『緩緩歸』之嘆.

說及西泠, 近世的人都會想及五四時中國出了幾個學佛, 又通外文,
而精書畫的怪胎,柳亞子、邵力子、蘇曼殊、馬一浮、張宗祥、李叔
同.他們一同經營西泠印社,而且周承德還曾當過社長.

胡蘭成一生學問和思想被胡迷奉為神聖, 很少人提及, 他和被我稱為
文化怪胎的西泠印社有無法割去的臍帶關係. 而這些人, 包括周承德
,很多留日,周尚曾在日本留學時得深受精於書道的學監犬養毅器重.
胡蘭成一生的日本情結不待我多說,我以為他奉的是西泠精神.

胡蘭成在 1937 從廣西被白先勇的爸爸從獄人放出, 在歸途路過錢塘
, 唱出那首傳頌千古的蘇東坡名句,-- 緩緩歸. 他那時三十歲左右,
頭一個妻子剛死, 後來娶了全慧文. 那時, 他和晚年落破而死的恩師
周承德相同, 莫落而惶惶. 剛喪父, 又喪子, 身上帶著一個養家的重
擔 , 這『緩緩歸』三個字全寫出了他此時的遭遇.

『緩緩歸』有大來頭. 因為它是中國史上可能最早的短信. 乃公以為
它可能發生在詩經之前, 而且它可能是流傳在東吳地帶的民俗. 它要
比柳毅傳書有更深的文化袛蘊.

胡蘭成在短文中接著說:

東坡此詞,蓋采自錢武肅王與淑妃簡:「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者;意殊哀艷,不可卒聽也。

(陌上花開原來自中國民俗羅敷, 陌上桑. 漢樂府民歌.  這又是另
一個傳統, 和『緩緩歸』是連成一塊,成為東吳民間獨有的傳統.這個
傳統蘇東坡沒說明,但他提到『緩緩歸』的共典故,後來給蘇浙文人,
包括柳如是 (又是個柳字, 柳字何其多也 ), 錢鍾書 (個一個錢字,
錢字可錢多也 ), 等等大費周章的事, 這待後提. 那個小朋友沒唱過
李叔同的著名聞折柳.

柳如是寫不少折柳詩和『緩緩歸』, 而錢鍾書在談藝錄甚至專文開一


談藝錄》讀本
(一四)折柳解

 『緩緩歸』其實原來是由一個大字不識只能像現代人發簡信的吳越
 王發給他續絃妻的 text message.



錢鏐原本是大字不認, 的個鹽販,精通拳術,唐末參加了鎮壓黃巢起
義軍。因有功,唐昭宗任他為節度使,佔據兩浙十三州,唐滅亡後,
朱溫封他為吳越王。吳越王錢鏐的王妃吳氏,是一個農家姑娘。在鄉
里是出了名的賢良淑德,嫁給錢鏐之後,跟隨錢鏐南征北戰,擔驚受
怕了半輩子,後來成了一國之母。

二個沒有太多文化的互相通短信, 反而變成中國文學特別重要的, 被
名家傳抄的經典。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是一句話,出自吳越王給他夫人的一封信。
其寓意為田間阡陌上的花開了,你可以一邊賞花,一邊慢慢回來,或
者小路上的花兒都開了,而我可以慢慢等你回來。

胡蘭成在短文中不寫錢塘, 而說 -- 過泉唐. 乃公曾以為泉唐乃另一
地名, 但細思, 這是胡蘭成留下的現代文學說的佛洛衣德的溜口
(fruedian slip ).(或他無意間露出思念亡妻的心思).


(乃公識 --- 戰國時期,稱錢為泉,發音相近。錢稱為泉,主要還是
從古錢外形演繹而來的,因為秦半兩,外圓內方,具有「周流四方」
的意義。故泉就泛指外圓內方的方孔錢。泉是由四面八方彙集在一起
,再流向四面八方。錢與「泉」又是近音,直到現在,集幣迷們仍以
「泉友」相稱,如今的錢學家也稱泉學家。  )

胡蘭成在路經泉唐時, 未必有心和錢鏐心思相照, 因為他家中的原配
己亡故了, 二人緩緩歸的思慮者不可同日而語. 對一個剛失業三十歲
的, 又有妻小待哺的人, 心中可能只為了一個字 -- 孔方兄, 因而有
泉唐隱筆.

北宋熙寧年間,蘇東坡任杭州通判。英雄相惜,對錢鏐敬佩有加,曾
書《表忠觀記》碑文,高度評價錢鏐之功績。蘇公喜歡走動,也常來
臨安,聽到裡人之歌後,頗有感觸,便寫下了三首《陌上花》詩,其
引曰:" 游九仙山,聞裡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
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吳人用其
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

乃公以為蘇東坡說到蘇州人把陌上花看看成鄙野,可能沒問對人啦.
漢朝的樂府和詩經不都是從民間來的.


『緩緩歸』

吳越王錢鏐 莊穆夫人吳氏,每年寒食節必歸臨安。錢鏐也
是一個性情中人,最是念這個糟糠結髮之妻。吳氏回家住得久了,便
要帶信給她:或是思念、或是問候,其中也有催促之意。那一年,吳
妃又去了臨安娘家。錢鏐在杭州料理政事,一日走出宮門,卻見鳳凰
山腳,西湖堤岸已是桃紅柳綠,萬紫千紅,想到與吳氏夫人已是多日
不見,不免又生出幾分思念。回到宮中,便提筆寫上一封書信,雖則
寥寥數語,但卻情真意切,細膩入微,其中有這麼一句: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九個字,平實溫馨,情愫尤重,讓吳妃當即落下兩行珠淚。此事傳開
去,一時成為佳話。清代學者王士禎曾說:"『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二語艷稱千古。" 後來還被裡人編成山歌,就名《陌上花》. 其
實乃公相信《陌上花》『緩緩歸』與被李白寫成千古名句--聞折柳,
都是中國文學相重要的原型與經典.



胡蘭成:回憶我的兩位書法老師


圖:杭州孤山頂上華嚴經塔,為西泠印社標誌性建築,即下文中所謂
「西泠經塔」,有周承德書《華嚴經》及弘一法師書《西泠華嚴塔寫
經題偈》,周承德為西泠印社創始人

原題:書法隨談

海寧周承德先生,一代書家。余少從之遊,因亦稍稍習臨池。猶憶五
年前遠適廣西,走辭先生;先生病後清懼甚,即簷前設幾,為寫余舊
作一首:

寄跡塵市裡,惻惻影常單。
遲日照虛室,深巷知春還。
客心雖寂寞,對此聊為歡。
故鄉久不到,花鳥閒千山。

時宿雨初霽,垣外西湖韻峰,青森逼人。庭中紫籐迤邐作花,斜日照
之,一室明媚。階下積水粼粼。有鳥來呼,聲似子規。忽念此去南中
,或已桄榔葉暗,荔枝子紅;道路千里,何以為懷!是日與先生座談
至薄暮,弘一師來,始興辭。

比今春北還,過泉唐,則先生已作古人。迺至西泠經塔下,摩挲先生
所書經文,佇立久之。夕陽無語,鳳林寺鐘聲徐聞,堤上遊人漸稀,
有少女划艇來泊柳枝下,曼聲作歌:

陌上花開蝴蝶飛,
江上如故昔人非。
遺民幾度垂垂老,
游女猶歌『緩緩歸』……

東坡此詞,蓋采自錢武肅王與淑妃簡:「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者;意殊哀艷,不可卒聽也。


李生翁(1875-1964),即紹興徐生翁,原姓李,名徐,號生翁,晚年
改姓徐,仍號生翁。一生以鬻書畫為生,生活清寒而狷介自適,數十
年足不出紹興,不求聞達,以布衣終天年。

翌日至紹興,尋東郭門三十六號,謁李生翁先生。先生蓋老氏之所謂
嬰兒,得天獨厚,書法精湛,饒歸真反璞之趣。其造詣有非他人所能
及者,曰「生」曰「拙」。書道「熟」易「生」難,「巧」易「拙」
難,臨摹碑帖至千種,而下筆轉似無宗,大氣舒捲,而轉似生澀者,
為最上層。近人除沈曾植外,惟先生能之。然世俗于先生書徒見其不
受準繩,而不能見其雍容安詳之致,固未足與言先生之書也。

先生於作畫及鐫印均精絕,亦似其書,無所取宗。

余最欽佩先生之處,為其對於藝術之認真,無一毫苟且心理,竟有所
未安,不出以示人;蓋其作書作畫作印,非僅為人,亦以為己也。嘗
見西湖岳王祠先生所書楹聯,歎為當今第一。蓋近人書如鄭孝胥,馬
一浮,弘一上人,皆各有獨到之處,而生翁先生則無有門類,猶陶淵
明詩,無警句可尋,而氣象彌佳。抑陶淵明在當時詩名不及二謝;今
生翁先生亦以與顯貴交疏,書名遠在諸子下,顧諸子未敢自謂勝之也


坊間多偽造名家墨跡,紹興尤習見偽造生翁先生書畫;惟逕向先生寓
所索件,迺得其真。

是日在生翁先生家小憩,相對忘言。塵勞餘生,恍如夢寐。

——原載1937年6月21日《中華日報》副刊,署名胡亭蘭,朱之珩按,
「胡亭蘭」當是「胡蘭亭」之誤刊

星期五, 3月 15, 2019

容乃公說易----談主中饋


容乃公說易----談主中饋

如果來得及,請開始教你家孩子做飯.

我們談兒童教育, 很少談到生活教育. 從幼兒起, 父母就將孩子逼去
參加各種才藝班. 可能一個最重要的生活教育郤少被談及. 在生活教
育中, 有一項就是教孩子做飯做三餐.

易經是古代人教後輩用的經典. 六十四卦卦卦都和生活有關. 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家人卦.

古代家庭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教家人婦女主中饋.

易經有個《家人卦》:「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說的是家
中主婦要認真對待中饋,一個家才能呈現出祥和吉利的景象。

饋字的意思是(饋)進獻,進食於人:「凡王之饋,食用六谷」。就

是拿好東西給人家吃.

饋原本是將最好的東西拿來祭鬼. 所以饋取貴重為部首, 而讀音為鬼
. 在家人, 拿食物祭神, 用最好的食物.

為的是希望家族繁盛.

古時把女性為家人烹飪的勞動稱為「主中饋」。

在家做食, 不一定是主婦的事. 其實全部家人都得會做. 清朝最有好
思想的詩人袁枚, 他在家開補習班, 教寫詩. 學生大都是女生. 清朝
女詩人的數目, 不比男人少. 而他自己學做飯做菜, 還成一家之言.
著作除了隨園詩話外, 也也寫食譜.

紅樓夢中, 有許多傭人, 但是璉二奶奶都能細細說出茄鯗的做法 .

不過後來賈家敗了, 可能是這家其他的人都沒有做食的本事. 全給傭
人包了.

《魏書? 崔浩傳》所收崔浩寫的《食經敘》,崔母與家中的其他女性
長輩,「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
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後來,崔母「慮久廢忘,後生無所見
,而少習業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書成一本《
食經》, 這是文學教育和廚藝合成的佳作.


古人很早就開始有讓孩子在廚房學做飯的認知. 晉代詩人左思的《嬌
女詩》中說他的兩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兒跑到廚房裡幫倒忙:「止為荼
菽據,吹吁對鼎鑠。脂膩漫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地,難與沉
水碧。」

我曾經寫過很多關於曾國藩後人在近代中國各層面的表現. 光在美國
, 在教育科研藝術有重要成就的曾姓後人可能佔了華人名人榜很多的
百分比. 列出的名單真很驚人. 比如, 早年, 光在台大, 曾國藩後人
幾乎要把台大外文系教授群佔去大半.

功勞不光是歸曾國藩本人,而要歸他的夫人和家人女性.

  曾國藩把家中女性中饋與家庭興旺聯繫到一起,在古代社會,這
的確是很重要的問題,他曾在信中說: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總求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久
長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平》之
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干重在酒食是議。


《家人》卦以二支為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
故吾屢教兒婦造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屬家,婦
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醯醯小菜換茶之
類。爾等亦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

一個家開始衰敗, 當從這家的「清鍋冷灶」開始看. 十不離八九. 我
奉勸大家, 來得及的話, 別太在意孩子的才藝班課程. 趕快帶孩子進
廚房, 與你一同學做菜, 否則, 他長大了, 少了媽媽那一道美食的回
憶, 以後也不想回家來了.

學做菜我也有其他建議:

讓孩子也用辦家家酒的方法做他自己的方法做, 在你諄諄教誨, 把你
最拿手的本事傳給他之餘.

千萬不要批評. 因為有朝一日, 你發現孩子連自家都不回來, 甚至連
一天都不進, 因為他沒曾在廚房有過美好的記憶.

易經曾用二女不同居來告誡我們. 二個女人都有自己的心志. 不可放
在一起. 所以通常女人一旦主中饋, 別的人很不好插手. 這是婆媳姑
嫂不合的主因.

二個女人放醬油的地方和方法,一定不會相同.

但是這個教誨主旨, 反而在於接納的民主精神, 也就是說, 因為一個
廚房只能由一個女人主持, 我們反而要在廚房中, 以民主接納的精神
進行主中饋的教育. 也就是說做父母的人在教育孩童學做飯時, 千萬
不要糾正批評, 因為他們將也要主中饋, 做主人. 目前, 只是學習.
你別把主人當成沒主見的跟屁蟲.

而要帶領. 讓廚房變成兒童少年最美好的回憶 -- 因為在人類的記憶
中, 味覺的記憶留得最深, 最久.

也許這種精神也要發輝在其他家庭教育活動上.

若有朝一日, 你的孩子不會做飯, 天天外食, 或搞一大堆名堂去把三
餐變成類似邪教的信仰, 背離了我們傳統中中饋的美好德行, 背離了
鄉土味, 可能要怪他們從孩沒有得到只有廚房才能完成的另類教育
... 那才是真正的教育.

 容乃公寫於2014年12月18

(注:看官小心.乃公說的是坤德,不是做飯小事)

再談主中饋--作者丁廣馨



昨接學富五車的大學同學兼鄙友容乃公兄郵件,講述他對做飯的看法
,認為做家長的不必成天送孩子學這學那,「中饋」乃人生大事,應
該送孩子學燒飯才是。這引起我無限的敬意,續上一片短短的感言,
附於容公驥尾,博君一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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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買菜回來,剛一進門就接到容乃公的《談主中饋》大文,大快人
心。因為正好剛剛完成了操辦與中饋有關的任務,捧讀宏文,不免心
潮澎拜,對公台倡導家長們將烹飪培訓與才藝追求視為等同的高見,
由衷讚成。

我出生在嬰兒潮的第一個浪尖,及長,學校裏設有烹飪教室,家中不
時傳來適量的「閨訓」,出國前,長輩賜贈一本《海外食譜》,我也
就這樣學會了做飯。記得那年,我才二十七八歲,有一天,做好了飯
,端起飯碗,看了一眼坐在對面那每天同桌吃飯的人,心中咯登一下
,凜然有悟: 今生要吃飯,我是必須自己做到底了,靠他是不行的了
。不過,面對著這個新發現的命運,憑著有點小本事,會洗米煮飯,
能做個四涼碟、四熱炒,外帶烹扒煎炸的,誰怕誰呀,我是底氣充足
,毫無畏懼之感的。

再 看如今,嬰兒潮的同輩姐妹們已遊走在半百與古稀之間。想當年,
都在青春正盛活力充沛的年月,走上了人生必經的道路。漸漸地,從
生兒育女,到接送各式各樣的 才藝訓練,拖兒帶女滿街轉,總覺得像
個負子蟾。即便如此,我們這一代的女子,縱然外有公職,內有老小
,對這奉天承運而降臨的「中饋大任」,始終是鍥而不捨的。與此同
時,從生活中汲取經驗,學出了一手絕活的,也大有人在。於是,逢
年過節,從召集親友、民意調查、買辦操持、切斬剝剁,爐前灶下,
全歸「兒婦造女」一人包辦。節復一節,年復一年,習以為常也就理
所當然。衹是,韶光在不知不覺中漸遠,美麗的年華變成了銀色,而
逢年過節的酒食之事,怎地還是歸此一婦人包辦?這時不免追悔未曾
好好地栽培下一代,讓他們早早地接過「進食於人」的重任。

隨著時代的前進和人心的「不古」,在國外長大的第二代早過而立,還
不會做飯的,比比皆是。這些人,慣於「清鍋冷灶」,下焉者每天買
批匝、吃泡麵,能煮冷凍餃子充飢的,已屬上駟之材。眼看著我們這
種身經百戰的「酒食媽媽」就快變成了瀕臨滅絕的「絕品」,我讚同
容乃公的灼見。孩子們,性別不拘,必須一律從小就學做飯,做飯做
三餐,「拿好東西給人家吃」,這樣,長大之後,非但自己天天有飯
吃,還能做出一桌子的火雞大餐來孝敬老媽。



PL December 19, 2014

Sinologue Extraordinaire

Sinologue Extraordinai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emisphere", Australia August, 1968

by Chen Chih-Mai

When Dr. Robert Hans van Gulik died in The Hague in September 1967, the
world press identified him as (1) a Dutch career diplomat whose last 
post was as his country's Ambassador to Japan, and (2) the author of 
a long series of detective stories featuring the Chinese statesman of 
the T'ang Dynasty, Dee Jen-djieh, who was such a master in solving 
strange and complicated murder cases.

Dr. van Gulik was indeed a diplomat of out-standing abitities and 
accomplishments, having served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posts--Japa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Lebanon, Syria, Malaysla
and Kqrea, besides several terms of duty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The
Hague. Over a period of some fifteen years, he also wrote a number of 
detective stories, all with Judge Dee as the principal characte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ang Dynasty China.

But he was much more than a diplomat and a mystery story writer. From 
his early youth,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 was a serious student of 
Oriental history and culture.In the course of a lifetime, he produced a
number of books and monographs which are universally regarded as 
penetrating and authoritative, often in areas seldom frequented by 
other Sinologues.

Languages came naturally to him. He learned them eagerly, but more as 
tools in academic work than as means of social contacts. His emphasis 
was on the ability to read a foreign language rather than to speak it 
well. He spoke all the foreign languages with a strong Dutch accent, 
but because of his familiarity with them, he was easily understood. His
method of language training was translation, usually from various 
foreign languages into Dutch or English.

Born in Zutphen, The Netherlands, in 1910, the fifth son of 
Lieutenant-General Willera van Gulik of the Dutch Army, he went to 
the Dutch East Indies when he was four years old. He stayed there for 
nine years, attending schools in Batavia and Surahaya, where he learned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In 1923 he returned to The Netherlands and was
enrolled in the Grammar School at Nijmegen. Upon graduation, he went on
to the State University at Leiden, where he studied law and polity as 
well a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University, he also 
acquired a command of the languages commonly required in European 
university courses--Latin and Greek,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Upon 
receiving his Bachelor's degree, he transferred to the State University
at Utrecbt where he pursued advanced studies under the famous 
linguist Professor C. C. Uhlenbeck, learning Sanskrit and Tibetan, 
while continuing his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He even helped 
Professor Uhlenbeck in compiling an English Blackfoot dictionary, 
Blackfoot being the language of a tribe of American lndians. His 
versatility in languages, ancient and modern, is evidenced' by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at Utrecht, the subject of 
which is:

Hayagriva, 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the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the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

With this highly technical monograph, he was awarded the D.Litt (cure 
laude) in 1935.

His writing career began early. When he was sixteen, still a pupil in 
the Grammar School, he began contributing poems and articles to his 
school publication Rostra, starting with a series called Tales from the
Beautiful Island, nostalgic sketches of his boyhood experiences in 
Indonesia which were, as he recalled them, "typically adolescent, 
pseudo-love and Pseudo-philosophical,,. He began writing on China 
when he was eighteen, notes and comments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He was so well regarded that he was soon asked
to contribute entries on China to the Winkler Prins Encyclopedic, the 
big Dutch encyclopedia. Under the expert guidance of Pro-fessor 
Uhlenbeck, he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into Dutch the Urvaci, a play in
poetry by the great Sanskrit poet Kalidasa of the fifth century. In a 
note Dr. van Gulik made later, he said that "the translation is 
correct, being m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essor Uhlenbeck, but 
the Dutch style stilted, greatly influenced by my translations from 
Latin and Greek". He also noted that he decorated the book with 
vignett~ S which he drew after old Indian paintings. This point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for all his books and articles, including his 
detective stories, were profusely illustrated, often by drawings he 
made after old models. It may seem rather odd that~ despite his obvious
interest in academic studies, he never for a moment entertained the 
idea of entering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He explained this to me years
later by saying that, very early in his life, he became convinced of 
the wisdo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ractice of combining 
intellectual pursuits with an 0fficial career. In China, he said, a 
scholar taught students only when he failed to gain entrance into the 
government service, which was true from Confucius and Mencius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It was for this reason that, as soon as he had 
completed his formal education, he entered the Dutch Foreign Service 
and before long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of the Dutch Embassy in 
Japan. He arrived in Tokyo in 1935, a young man of twenty-five, who 
already had acquired a command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and a famil 
iarity with Jap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His first assignment to Japan
extended over seven years. He travelled all over Japan, and made 
several extensive trips to nearby China, building up a library and 
cultivating the friendship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He must 
have cut a strange figure in China and Japan, this tall and heavy-set 
young man from Europe who took as his ideal life tha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n of letters, a public official who indulged 
himself not only in the pursuit of poetry and the classics but also 
enriched his life by music, chess-play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is Chinese and Japanese friends in those days spoke and wrote fondly 
of him, collating literary endeavurs with him frequently and giving him
their own calligraphic works and paintings, all of which he cherished 
with loving care throughout his life. Instead of undertaking analytical
studies of the classics as most Sinologues do, his first serious 
project was to pursue an obscure subject, that of the Chinese lute (
ch'in), a zither-type stringed instrument which the Chinese have been 
playing since remote antiquity. He studied the lute from all angles, 
seeking references to it in the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learning its 
scores, playing the instru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Chinese teacher,
and ending up by writing a large volume on it. 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 is an authoritative work which
has no parallel even in Oriental literature. It was published in 1941 
by the Sophia University in Tokyo as a monograph of the series 
Monumenta Nipponica, of which he was an editor from the beginning. 
Besides the erudition of the work, one is particularly amazed by a 
short and concise preface he wrote, which is in a Chinese literary 
style so classical that few Chinese writers would attempt it in this 
age. As far as written Chinese is concerned, he was a rank 
conservative. He refused to write in vernacular Chinese (pai hurt) 
which has become the vogue in modern China, and he even refra~ed from 
punctuating his writings in the modern manner.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he opposed vigorously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undertake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is interest in the lute led 
him to explore how the instrument and its music found their way into 
Japan. It appeared that a Chinese Buddhist monk by the name of Tung-
kao, who came to -Japan in 1677, could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re of the lute" in Japan. For many years, Dr. van
Gulik painstakingly traced the footsteps of this rather obscure Chinese
monk

all over Japan, collecting a 'vast amount of materials from temples and
old bookshops. In his notes, he recorded the ecstasy he experienced 
when he accidentally came across in Kyoto a large scroll by Tung-kao. 
It was his intention to write a biography and to edit and publish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monk. Unfortunately,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1941 forced him to leave Japan in a hurry. and some of 
the materials he so assiduously collected, including the priceless 
scroll, were lost. After Pearl HarbOr, Dr. van Gulik was trans-ferred 
to Chungking, where he served as First Secretary of the Dutch Embassy 
in China. Those were difficult days for him, as his country was overrun
by the Nazis and China was engaged in a desperate struggle with a 
substantial portion under enemy occupation. But Dr. van Gulik was his 
old self, going about town cultivating the friendship of Chinese men of
letters and artists. lie even gave several public recitals of the 
lute to raise money for the common war effort

During these years, he also met Miss Shui Shih-fang (Frances Shui), a 
university graduate from a good Chinese family. He quickly fell in love
with Miss Shui and they became engaged. He took his future bride around
to meet his Chinese friends who set up parties during which he 
recited his most recent poetic compositions and played. the lute. Dr. 
van Gulik and Miss Shui were married on December 18, 1943, in 
Chungking, first in a Christian ceremony and later in a Chinese 
ceremony, both of which were attended b y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rtists 4~ who showered the couple with their works as 
wedding presents. The union was a very happy one, to which three sons 
(Willem Robert, Pieter Anton and Thomas Mathijs) one daughter (
Pauline Francis) were bor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is friends, The 
Selected Works of Tung-kao, a slender volume containing what was 
salvaged of the materials pertaining to the Chinese monk, was published
in Chungking. The bulk of the volume consists of poems Tung kao 
composed to express his longings for the Ming Dynasty, which had, by 
the time Tung-kao migrated to Japan, fallen under the Manchus. The most
rewarding reading, however, is Tung-kao's biography written by Dr. 
van Gulik, again in classical Chinese. He was, however, unable to prove
conclusiveiY that it was indeed Tung-kao who first brought the 
Chinese lute into Japan. There were Japanese writers who maintained 
that the ancient instrument had found its way into Japan long before 
Tung-kao set loot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which 
time Dr. van Gulik had stayed in China for almost four years, he was 
recalled to The Hague- A year later, he was sent to Washington to serve
on 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 the eleven-nation body in charge of 
formulating policies for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In 1948, when the 
basic policies had been laid down. he was again assigned to Tokyo to 
supervise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war-devastated Tokyo, he re-
established the facilities to pursue his academic studies with his 
accustomed vigour.

(to be continued)

THE AUTHOR: Dr. Chen Chih-Mai, who was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ustralia, and Ambassador to Japan.

星期五, 3月 08, 2019

該死的文人?

該死的文人? 作者:容乃公


 文化大革命時,大陸上千個精英的學者被迫害死.一直到現在沒人為他們申冤.
這背後,有一個常人沒注意的傳統宗教信仰在作怪.而當死那些莫名其妙被搞死
的,很多是考古或搞古史的.另外就是戲曲的人士.一場中國政治的大戲,居然是
因為一場明朝政治的戲曲--海瑞罷官--而引起的,也是令人匪夷所思.文革,到底
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那些事扯上關係呢?請聽乃公詳解.


上易經課時,有個學生問到為何明清科考大比之年都安排在辰戌丑未.是否因為
明太祖八字地支就是辰戌丑未四庫呢?


  科舉的鄉試取在四正之年, 即子午卯酉, 中舉的人緊接著就是下一年二月在
京師舉行的會試。會試和鄉試相同,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為會試之
年。大體上從命理看, 會在辰戌丑未年發的, 八字不是沖庫即入庫. 庫的氣守,
比之四正子午卯酉桃花位要安全. 也就是就在辰戌丑未四庫發的這種人個性比較
不虛花, 會是平穩的官.

把會試定在辰戌丑未四年是有文化原因的.

中國文化對文人一向都有疑心, 文昌神是個很難搞的神, 和被他們保佑的文人一
樣不好搞, 歪邪反轉, 而且陰中帶病, 所以命理以病位為文昌. 而且中國文化認
為沒有實用的藝術是危險的, 傳統中國文化只把山醫命卜相五術稱為藝術, 若不
是為為消災, 文藝活動就是為了生活的需要而設, 否則招邪. 我們幾乎不容易看
到古代中國人做一個藝術品純是為了個人創造的動機. 敦煌藝術是幾百年的無數
的『藝術家』完成, 但是他們全是為了信仰的心願, 不是要留名在國家藝術博物
館,或留名青史.

可是創造動機是人的本能之一, 所以文人寫詩作畫當修身養性仍是一種說法, 但
基本上仍有個純為發表而作的心理. 一但文化沒有實用的功能制約, 陰邪之氣即
作, 而亂生焉, 因而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文人無行,信乎?」
. 文人無行其實是易經的思想, 因為文人沒約制就生亂子, 這不是某種人的想法
而己,這是中國人的想法.

中國歷史上剛上朝的皇帝都會做一件事,就是大規模的殺功臣或是殺讀書人,
而文字獄是最被採用的方法. 秦始皇最惡名昭彰是焚書坑儒, 現代有
歷史學者為他開脫,說他只殺一些造謠生事的讀書人,總之他活埋了
幾百個讀書人是事實. 不過比起秦始皇, 其他開國皇帝「不遑多讓」的比比皆是
. 明朝和清朝最熱中用文人, 所以科舉制度在這兩朝最盛行, 但是這兩個朝代開
國時用各種名目殺讀書人, 以數目和殘暴, 要比被贏政先生有過而無不及. 專制
時代己成為過去, 號稱民主的近代政權, 殺讀書人這事並沒消聲匿跡. 孫中山短
命, 我們沒法看到他如何看待讀書人. 但是蔣介石一向對讀書人有戒心是眾所周
知, 禮賢下士之舉反而多見之於被他打倒的軍閥. 但是因為讀書人喜歡自命清高
, 所以政治人物一向是對文人, 尤其號稱清流的文人愛恨交加, 又無法棄如弊履
. 蔣介石在敗逃台灣時, 己被大部份當紅文人和文化人背棄, 他幾乎要用綁架才
從北京把一些文人學者弄到台灣. 當然他並不是因為預見留下的那些大部份文化
人後會有的尷尬下場才發心搶救,即使他當時曾有這遠見.

至於那位在見到季辛吉時仍在讀他一生第七遍紅樓夢,花很多時間在修改
自己的少數篇章的詩詞的典型文人政治家毛主席如何對待其他文人, 中國史上讀
書人如何遭遇最惡劣恐怖的經歷, 連最怠惰的歷史學者也可以舉出令秦始皇因為
自嘆不如而羞愧的例子 -- 因為這時的讀書人不必由政治家去逼到死路,他用更好
的方法--由一群文人去狗咬狗把另一類文人鬥死. 這是很高明的發明, 而新文化
運動的文人要比古時他們同行更愛互鬥, 正中老毛下懷.

可是文人真的是令人頭痛, 他們點子太多, 太喜歡當社會的良心,太愛說話,
古時可以為了一件小事冒命上奏,聚眾擾亂明倫堂,今時則聯名登報請願,干涉司法為
死刑犯脫罪,有時甚至可以當街下跪最後還可以把一個政權弄垮,因而他們帶來的
不安和麻煩要比武夫嚴重.這是中國研究帝王學的政治家都不能不知的第一課.

因此虐待或殺文文,或讀書人,不但成為中國政治的重要特色,而且成為文化
傳統. 中國文化有很多防文人作怪的民俗、建制、甚至定型為民間宗教信仰、戲
曲、節慶的活動.

這兒我要舉一個實例.

中國正史,傳說或戲曲以及宗教祭拜多有殺進士的戲,這不是段子,而己成為民俗.
京劇有四進士一齣戲, 這和殺進士無關. 真正講到殺進士的戲很多, 最精彩的是
說劉秀借酒裝『昏』, 在裝醉時利用他老婆借令一連殺了十多個開國功臣, 後來
被他們的冤魂所逼的『漢宮驚魂』.

在台灣民間祭拜王爺. 王爺原指無名無姓的一群孤魂, 但在民間相傳有 360 進
士, 或有 132 姓之多。唐朝進士三百六十人(或三十六人),因唐玄宗欲試驗
天師之道法,而被暗藏地穴,且高歌昇舞以為陰地,然後唐玄宗召來天師詢問,
此地為陰或陽?天師曰:陽地。帝曰若陽地何來歌舞之樂?必陰也,故有邪魔作
祟。天師大怒,及焚符遣神將,誤殺所有進士。

據說唐玄宗初意並非要殺人 (那個殺人皇帝說過最初要殺人?),悔之莫及,於是
為他們敕諡王爵,立廟祭祀, 故有王爺之說。又說玉皇大帝甚憐諸進士,遂命他
們四方查巡,血食凡間,遊府吃府,遊縣吃縣,故有「代天巡狩」之稱。

這個傳說當然沒真正發生在唐玄宗時代, 或許是發生在他夢中. 不過這傳說主要
精神是皇宮有如一搬陽宅都有陰暗之角, 通常在十二方位庫位, 即辰戌丑未之位
. 其中或有死去的讀書人, 他們神靈常會作怪, 有時傳出音樂聲, 因而有以上傳
說.在台灣民間做代天巡狩遊街時,很少人想到這些神原本都是大學聯考的榜首.


三百六十進士罹難之說,可能最早源自秦始皇焚書坑儒,活埋了三百六十名學者
。唐玄宗試法誤斃 (也有一說是誘殺三百六十位進士)。
據宗教學者考據在明初,福建、廣東三百六十位舉人在赴京應試途中,同船沈沒
溺死。明末,有三百六十名進士不願在異族統治下做官,自盡身亡, 這都是縈縈
大者.其他被莫名其妙搞掉生命的士人名姓充斥在史書,不絕如縷.


這些人死後都被封為王爺。三百六十數是方便之數, 至於一下子幹掉三百多個進
士也只是一個比喻說法. 但是中國從古到今, 士人一下子被殺掉了三百個以上,
郤是從未間斷. 就算在人民作主的時代,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 千百計的學子一下
子不見了, 其實就是殺進士這個傳統的新時代版本... 現代己沒有進士了, 但是
有學士碩士博士.


中國的命理把鬼和官看為一物,即相生相剋中,克人的是官鬼,被克的
是財.正為官,偏為殺.可以做官全憑鬼氣.以此理推,讀書人莫不是
鬼,同時,鬼神世界在中國是陽間官場一個陰和陽的翻版.


近代文人因為在科場失意而寫小說罵科場的魯迅直接把讀書人說成鬼. 魯迅因為
對戲有興趣, 因而除了把讀書人罵成鬼, 也寫了不少談鬼的文章, 在《目連戲》
(新昌本 )的《成服施食》一場裡,冥府的形形色色的「鬼」,即「餓殺鬼」、
「孤老鬼」、「鴉片鬼」、「虎傷鬼」、「科場鬼」們紛紛登場。「科場鬼」的
最後下場是在考場自殺。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濟安是最早指出孔乙己與陳士成的形
象就是《目連戲》的「科場鬼」. 讀書人陰的一面民間信仰和主宰他們生死大權
的皇帝老爺最清楚.

這傳統為何博得民間百姓的支援而成為相當重要如同「代天巡狩」那樣的儀式呢
? 就是為中國人相信不論活的, 或死的, 文人是很不好搞的東西, 他們氣太盛時
, 陰盛陽衰, 災害由而生焉.

說來說去,不論你贊成或反對殺文人,早晚總會有一大票文人被做掉或因天災而
亡.平常人有共業而在天災人禍死去,但是其文化含義遠遠比不上一群文人喪命,
尤其是在政治災禍中喪命,他們死後都被稱為王爺.

星期二, 3月 05, 2019

乃公說字 甭 談漢字的前途

乃公說字  甭    談漢字的前途


寫錯字?

如目前一些人常用的「甭」、「酌」等字, 因不易發音故據說中共
已造了三千多個這種「簡化詞」, 因為這種複合字不易 發音, 成為
不中不西之字。另外造了許多「簡化詞」,
大陸當局稱之為「合體字」. 簡化詞的發生, 和中共採簡體字有不同
的原理, 但目前當局又想恢復純正傳統文化, 而要求媒體把字音讀純
正,所謂標準漢字發音.這事乃公想從甭字開談.


新新人類則將「不要」二字連讀,並以「表」字代替,以節省打字與講
話速度。 好古如乃公者,謂此舉數典忘祖大逆不道.

文字即文化,這是乃公一向的主張.我提倡文字學,為的是文化,但文化
郤又是一種活體,即沒有準則,而不停進化者.文字會把人類逼到退化和
進化的死胡同.

海外人士常姤病當局提倡簡體字, 就是 數典忘祖. 其實最早提倡簡體
字並不是中共, 而是國民政府時的新文化人士. 而且很多人不曉得漢
字最早是簡繁合用, 而且也經常合體. 春節時人們寫春聯, 用很多合
體字, 就是把兩三四個字寫成一個. 這種事, 原來是道士們驅鬼搞出
來, 不過乃公考証, 合體字可能原本就是漢字最早的觀念, 存在甲骨
文中. 在華夏文化中, 像甲骨文字是經年累月由巫師弄出來, 裝神弄
鬼用的. 也有因為政治目的而一下子發明出來, 比如韓國字, 西夏字
. 這說明文字和人類文化行為一樣, 有理性的, 非理性的, 沒有何為
正當性. 乃公以為人類最終會消滅文字.


古代不但有合體字,而且也有連音字.這種用法,被大量火星字的新人類在
說新人類的火星文.其實孔子也算一個.他在使用文字時,也是趕流行.
提倡.



古代連音字(1)諸→之乎,如《論語》:「有美玉於斯,韞而
藏諸? 求善賈而沽諸? 」 諸 →之於, 如「付諸行動」 (2) 筆→不
律 (3) 叵→不可 (4) 消→需要 (5) 甭→不用

甭被當不用來用,其實是復古.現代語言考古者,比如楊向奎,張政烺,孫言誠等
稱它為表甭文.

表甭文字象形文字可以讓人看圖識字,望文生義,即使不懂語言的人

我們姑且可以把它們視為字元性的記號字。

有些記號字是從隸變前的象形字發展來的。主要是象物字
,描繪客觀實體事物,特徵突出,顯示詞義的程度高,令人見形知物。

跟著時間變,從隸變前的象形字發展來的它的走法,很像目前被海外衛道人士
視為洪水猛獸的簡體字和新人類的火星字一樣.它們和當年談托古改制的康有為
講的相同---他們都是真的復古人士.不是所謂口中琅琅的正體字主義者.說
漢字有正體字的人是書讀太少.不信,問問秦始皇.

我初識被認為道教原始的雲南少數民族,讀到他們的字和宗教,只能用驚為天人
形容.彝文裡也有一些是象形的。開始的時候,已經發明的符號還不能完整地把語言記
錄下來,因此,在象形文字中間,還可能夾雜著尚未與語言成分聯繫的真正
的圖畫,這些東西,就是道教的符籙,曾被古時書法家寫成狂草,或被乃公的
好友林雲大師寫在台北一家大飯店中堂驅鬼的.

說到漢字奧妙,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家字.因為家是屋子養豬.不但環保,而
且豬可以驅鬼.

學者徐瀨《說文解字注錢》則認為, 「家」應該從「家」。他說: 家
從泵者, 人家皆有畜泵也。《曲禮》曰 : 「問庶人之富, 數畜以對
。」  徐氏顯然認為《曲禮》是以「家」代「畜」, 「畜」即數「
家」。在金文中, 我們看到家字等同畜, 而乃公解易經, 大小畜二卦
, 說的和財富有關係.原來,家字和軒字(即廁所)沒有像餵豬的食器有
關係.因為這二個卦,一方面說畜生,另一方面說的財富.古時人們計算
一家有沒錢, 去算他家有多少養豬的餵具即可. 這和兵法上毛澤東也
用過的減灶法相同. 跑得了士兵, 跑不了灶.




衡」字,古同「橫」;衡設於鼻,係指小牛穿鼻之後所加之橫木,如此才
能馴服牛隻之剛健而不傷人。獲家之牙六五交辭:「豬價家之牙,吉。
《說文解字》: 泵, 蕨也; 「賈義」, 有「獲家」之義, 這是
針對閣豬或殘表示牠正等待人們去餵食.說到這裡,從衡字到橫到泵,
不但談到家的含義,甚至包括古代養豬學經濟學.

乃公因而主張,文字學即文化學.真是沒得講的真理.


乃公曾說容乃公是從老子道德經來的,和有容乃大沒關係.老子在道德
經說公乃王.就是有大思想的人本來姓王.(不姓李,老子太客氣了)
為了幫我辨正這事.有人又拿張飛殺岳飛,把時間錯亂.


吳大激做的說文古箱補,因為他的膽子來得大,竟拿金文來糾正說文裏
的篆文,例如王字,說文引董仲舒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
,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這是呂悅字林的裏引的, 並非
說文解字的原本 )。

乃公說字最愛 PK 說文解字,相信吳大激說的有意思.原來,王字真如
老子說的,就是通天地人的人,即會易經的人.

象形表甭字和新人類愛用的,把不用,寫成甭.古字


甭字也有小便的動作.可能說的不必如大號要衣服脫了.
就是撤溺 -- 不必脫衣即可以方便.


甭字,原來在甲骨文,就是個 "象形表甭字 "。



乃公寫文章, 從不訂正, 因為經常完成一篇文章都在一兩小時不
到, 草草完成, 訂正這苦差留給讀者和以後引用乃公小文的人做.
這個觀念, 和古甭字很像. 乃公心態比較接近古時寫甲骨文的巫師.
造字 , 如同倉頡, 全然自由心証.

很多字,是因為大意或看來很柤同,所以被誤用.這點,用心去把
漢竹簡馬王堆易經的文字來和目前我們讀到的所謂正體朱熹的易經
比較時啼笑皆非的感受相同. 誤植字變成正字例子太多, 變成版本學
了.

比方 崔匡裕《黹篤》 " 兩處斜陽堪愛爾 ",  爾, 單本
被寫成了 '甭 '."

甭字合體字,也算是異體字.

有時因為錯寫, 變成異體字. 異體字就是字音字義相同而字形不同的
一組字, 又稱或體。異體字在任何語句... 偏旁位置不同: 合體字中
偏旁的位置絕大多數是固定的, 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固定的, 這樣也產
生了一些異體字.

這些漢字的意義推知,這就是意義合體字。意義合體字在各民族文字也
經常使用, 但其數量遠遠少於音意合體字和形聲宇。有的意義合體字
帶有詞組 (甚至是短語 )的性質, 類似於漢字的 " 甭 " 等宇

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它們都是雙音節的合體字,不符合漢字一字一音的
要求;二是因為漢字(概念)抽像能力的昇華,人們有了更簡省的表達方
式, 這就是「牡」昇華為「雄性」義的文字學原因對我們的先祖
而言, 在以狩獵、畜牧為重要生活來源的時期, 辨別野獸的公母至關
重要; 但在迸入農耕... 甲骨文中的唧字體左邊是 1 字榛甭獻鍘一
個牛的象形, 雌性的符號「 S 」 (匕〉 0 「匕」是一個指事字, 其
中的一彎豎表示母牛的尾巴, 中間的一短橫.


由於漢字中,單一的詞符只佔很小一部分,可稱為合體字的詞符佔絕大
多數,而其中稱為形聲字的詞符又佔絕大多數,這就決定了漢字的性質
是一種音意文字。古漢語的文字教學,就是根據漢字的性質,分析詞符
的構成和詞符同意義的聯繫。


看想關心漢字的人, 最終會面對社會越向前走, 文字可能會越復古,
最後人們寫字因為電腦創字能力變強,這在最近可能即將出現--人們
可以自由造字.簡繁合用更成為必然,而且政府大力想干預字音讀法,
字的寫法,可能己無能為力時.漢字被消滅會成為一種必然.







星期日, 3月 03, 2019

容乃公說字--褉 中國文化的褉俗與日本女兒節

容乃公說字--褉 中國文化的褉俗與日本女兒節

褉的習俗被放在日本文化架構, 可以從兩方面思考: 從人類學看, 任何民族都有
水可以去穢和消惡的作用. 日本人愛洗澡, 也許更表現出這個文化對罪惡去除的
用心. 和它的源泉中華文化相比, 日本宗教和洗滌更形重要.

「日本神道教自古認為人有罪穢,可到河水、海水中洗滌乾淨,謂之褉。
廣義的褉還包括祓,即向神祈禱悔罪,以消除身上的罪穢」。

「神道教儀禮最注重潔淨,不得沾染絲毫不潔之物;凡觸及不潔者,需行褉祓之禮。
每年舉行兩次全民性的潔淨儀式,節期定於6月30日和12月31日」。
(謝?亞?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歷史上的宗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出版,294頁)。



有的民族,洗罪的儀式甚至是每遇必要情況即可隨時進行。在印度東北部的曼尼
普爾邦,邦主遇到重大緊急情況時,常常用洗滌的方式清除自己的罪並把罪轉嫁
給一個囚犯。邦主和他的妻子穿上漂亮的袍子,在市場的一個架子上用水沖洗自
己的身子,那個囚犯就蹲在架子底下,接收帶罪的洗澡水。(弗雷澤《金枝》,
大眾文藝出版社 1998 年出版,769 頁。)正是水和洗的儀式幫助邦主解除了罪
惡,消解了原罪感。)

日本人並無原罪的觀念. 因而, 與其說褉文化在日本表現西方人類學家看到的,
不如說它全然反映中土文化對褉的重視. 從夏朝或更早即產生的中國人從與水相
處而發展出來的水袚 (即褉 )的文化. 這個文化太重要, 也太大, 因而中國的宗
教 , 文化, 民俗, 有一半可能和它有關. 用短篇文章去談袚和褉 -- 是相當輕
率的.


日本人把每年的 3 月 3 日定為祈禱、祝福女孩子茁壯成長的節日——「女兒節
」。因為此時正值桃花盛開,所以又稱「桃花節」。「女兒節」在日本已有 600
多年的歷史。(讀者可以參加容乃公寫過林黛玉八字的說桃花, 其中有很長的關
於三月春水泛桃花的傳說和神話 )

在「女兒節」這天早上, 日本父母會將桃木雕刻的小偶人 (玩具娃娃 )悄悄地放
在孩子的床頭,希望此物作為保護神,為自己的女兒驅鬼鎮邪、消災滅病。這個
活動即是三月三日的褉.

除了送偶人,日本人也在三月三日傍晚,去河邊「流放偶人」。

「流放偶人」與中國古代的「袚褉」儀式相似。日本人在紅紙衣的偶人和供品放
在圓蓋上,然後慢慢放入河中,任其漂游遠去。「流放偶人」是希望偶人能代替
自己與病痛災難一起遠遠地漂走。這個習俗在中國各地, 在台灣, 都有類似做法
. 不過放偶人可能用別的方式取代.

中國的褉俗在夏朝以前即有, 但一直到魏朝後被訂在三月三日成為上巳節. 中國
的上巳節和清明節常被放在一起, 因為發生的原因和時間相同. 陰曆三月上旬的
巳日人們到水邊嬉游,以消除不祥,叫做「修褉」。

(中國人的節日,單的都和驅鬼關.三月三,在命理三為喪,是死的意思.而巳字,
原是易經繫辭的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
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

易經巽即巳,是以褉,對號人座,對齊,即清潔之意.清潔不是身上無泥塵,而是
找出失去的魂,對齊回來.這才是淨身原本的宗旨.



  禊,示旁,非衣旁(衣旁為褉,讀如謝,短襖)。古代春秋兩季在水邊舉行
祭祀活動,用以消除「妖邪」。這個代表衣服的字若你要想研究,可以從杜
甫《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
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去發明.衣部的禊也不
見金文和甲骨文, 但和褉相同. 關於服飾與褉俗可能也有它的深度, 絕對可以成
為博士論文.


褉俗最出名的當是王羲之《蘭亭集序》:「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
褉事也。」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水最旺之年, 也是最容易有水厄之年 ),暮春 (春水泛,
亦為水鬼最猖狂時 )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
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王羲之《蘭亭集序》:「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褉事也。」

東晉有一個風俗,在每年陰曆得三月三日,人們必須去河邊玩一玩,以消除不祥
,這叫做 [ 修褉 ]。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
到蘭亭的河邊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詩。作完了詩,大家把詩蒐集起來,
合成一本【蘭亭集序. 現代文人都忘了當年王羲之的蘭亭修褉成為後世文人雅集
之宗. 我想和他一生奇怪命運有些關係. 這篇中國國寶的下場也很奇怪, 因為後
來被唐太宗拿去殉葬, 可知他的文字鬼氣有多旺.

中國文人最津津樂道的高禖祓禊,曲水流觴. 春秋時, 曾子在孔子面前得到三個
臉書的讚說;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七沂, 風乎舞雩, 詠而歸
。」

或詩經寫男女求歡相聯繫,送芍藥、唱情歌

《詩 鄭風 溱洧》便是寫得上巳節男女相會:
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吁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
士與女,殷其盈矣。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吁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這都是褉俗變化的一種形式. 祓禊則是在水邊祛除邪氣、淨化身心的儀式,而發
展出的游水戲水的活動.

從文字發生來看,褉字名堂要比上巳習俗多.

祓楔 - 祓楔
」鄭玄註:「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熏草藥沐浴
。」漢應劭《風俗通》:「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漢張衡《南都賦
》:「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濱。」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
.企羨》劉孝標注引晉王羲之《臨河敘》:「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
禊事也。」漢至唐代,賦詠極多,如東漢篤、《祓禊賦》、晉張協《洛禊賦》、
隋盧思道《上巳禊飲詩》、唐沈佺期《上巳日祓禊渭濱應制》,皆寫此事。


褉字並不存在金文與甲骨文, 可見和上巳節一樣都是先秦以後的發明. 依我推測
, 褉字最可能是古字棄字的變體.

棄是容器, 就是箕, 不過這玩意在古時有特別作用, 是流放嬰兒用的.
為何流放? 可能是傳統, 也可能有別的作用. 我記得中研院院士李亦園曾與我談
論過人類學家張光直研究殷商廟號發現可能商人有殺女嬰習俗, 因為商人廟號少
有列女姓名. 我認為殺女嬰習俗一定不光是為了廟號, 可能還包括其他因素, 但
殺嬰習俗古來即有, 殺的方式我以為可能包括流放. 為了判斷到底人們生小孩
是否男女平均在不同日子, 張光直教授還作了一個愚笨但有說服力的調查, 他去
美國某些醫院調出生育記錄, 証明男女出生是平均發生在同一個日字的.
到目前, 我沒讀到商朝殺嬰的方式的論說, 但是流放倒是一個很可能的選擇.

而這個習俗可能就是褉俗的來原.

古時女人小不心懷了子孩, 為了被發現,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流放. 周朝的周的始
祖後稷,名叫棄。關於他的出世,還有一個非常神奇的傳說。
他的母親是有邰氏部族的女兒,名叫姜原。

姜原是帝嚳的正妃。她嫁出後才十五六歲, 如眾所周知, 她不小心外出時和聖母
瑪莉亞一樣, 足登了大人跡 (可能是誤踩了恐龍化石的足印 ), 感動了身體, 發
生了 immaculate conception( 基督教稱為聖母無原罪, 但文字可看成無精受孕
), 姑娘生了小孩 . 因為怕人知道不好意思, 她用了各形各色手段要把小孩搞走
, 當然包括當時可能最流行的水中流放, 結果這孩子像是被迪斯耐卡通公司劇本
寫的, 連放在加州高速公路上都沒被壓死 . 最後邰後投降了, 沒再有搞掉小孩
的念頭, 順手將小孩托養在朋友家, 順便取了當時也很流行的流放兒的名字, 稱
為棄. 棄就是周朝的祖先.

棄字後來發展成褉.

關於流放小孩之俗也是個大題目.這個題目應該是中國民俗的最重要的根原.








星期六, 3月 02, 2019

容乃公說字--井(2) 井和棺木


容乃公說字--井(2) 井和棺木      容乃公

為何床在中國文化也和棺木有關?


 古代王侯的墓穴就被稱為金井。唐杜甫《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人哀。」仇兆鰲注引張綖曰:「井是貴者之墓,猶今言金井也,楚人皆謂楚王墳為井上。」唐韓愈《記宜城驛》:「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 (楚昭王)井。」




明朝的萬曆給自己做了定陵,地下放屍體的地方這就是俗稱的 " 金井 "。他死時,口中含的玉物,就叫 " 金井玉葬 " 了。民間傳說," 金井 "用以溝通 " 天地之氣 "," 玉葬 " 可使肉身不腐。  

從河南信陽戰國墓出土的短腳木床形制來看,床四周豎有木板,和井欄一樣都起到保護作用。原來, 古人埋葬採用的原理是水井.


概念是:

1.金井是地中交流生氣
2.金井會生泉水
3.棺木停放之地

清代陵寢地宮金井研究

金井,也曾是帝后們生前格外關注的地方,每每誡惶誠恐,施之以禮。例如慈沼太后即曾親赴清東陵苦陀峪万年吉地 (即菩陀峪定東陵——慈沼陵 )看現金井,并把一件价值連城的珍珠手串投入金井. 這是取金能生水之意.

古人稱棺橭槨為井槨。因其形方中空似井,故稱。《儀禮‧士喪禮》:「既井槨,主人西面拜工。」胡培翬正義:「《檀弓》『既殯十日而布材』是豫取其木而乾之。此曰井槨,則是已成,二者先後不同。蓋槨周於棺,其形方,又空其中,以俟下棺,有似於井,故雲井槨。井之,則槨已成
,將來施之竁中。」

中國人的語言最大的特色是引申義特別廣, 所以中文沒有修辭學, 因為申引的字辭都可以互為借用.這一點,可能現在大學中文系教授也沒人去深深體察. 比如井字, 在生活中, 和死亡, 家俱, 建築, 天文,算命, 戲曲, 植物, 都用到. 乃公在介紹井字, 可能要長篇累牘尚無法介紹完全.



「金井 」與「梧桐」二詞連用, 在古典詩詞中並不乏其例,如「銀床落井桐」( 唐. 肩吾句),「金井梧桐秋葉黃」(唐.王昌齡句),李白也寫了不少將梧桐和金井一起聯想的詩句:
「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

梧桐在秋天落葉,因而舊詩中的井永遠會見到梧桐樹.這二者不止是寫景,而且也案示死亡.因為梧桐就是棺材.很多好棺材用的就是梧桐木或梓木.二者都是古琴的木料.

砧聲齊。杵聲齊。金井欄邊敗葉飛。夜寒烏不棲。 風淒淒。露淒淒。影轉梧桐月已西。花冠窗外啼

古時,帝王墳墓有多種要求,必得按井字來排.

比如明朝陪葬, 有東西二井,明會典言長陵十六妃從葬,位號不具。其曰井者,蓋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爾。這是從古時夏朝即有禹井法, 《越絕書》有禹井. 乃公以為墳稱為井, 是因為易經水風井卦的井理. 易經說風水, 因為古時棺木存放取不隧道而直下.


" 梁份在《帝陵圖說》中談到陪葬有東西井.:" 東井、西井當天壽山正東、正西之地,永樂間所置。取金井之義,下窆穿壙不隧,為成祖十六妃殉葬之所,以次而附也 "。東西二井不成祖殉葬十六妃之墓一壙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而懸柩以定者。有鑿隧道旁穿土室,撿柩於其中者。按:古者,惟天子得為隧道,其他直下為壙,而懸...

不猶愈於焚之哉?... 甚者, 不以奉先為計, 而專以利後為慮, 尤非
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遂穿壙。司馬公曰: 今人葬有二法, 有穿地直下為壙, 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道旁穿土..

原來, 古人把人放入土的方法, 有直下, 稱為壙, 而鑿隧道旁穿土,是天子的特權.

關于帝王的墳,有一本書很值得去讀.有一年,台灣遠流出版社要出版名為風雪定陵的書. 當時出版社聽說大陸某一家出版社出了這書後,有些奇怪的事,比如編者無故死亡.我說我有法子破解,就在書面加上關公像去厭勝,出版社聽我的話,果然這書出了後,一直就平安無事.關于挖掘定陵,有太多迷信的事,比如江青莫名其妙帶了活動廁所到墓中過夜,萬曆棺木被紅竹人衛兵燒了後,丟棄,被農民拿去做成櫥櫃,悶死一家小孩....太太事很玄.
我一直以為定陵的挖掘和文化大革命有關.最早,提出挖掘的吳唅,被搞到家破人亡.

關于井和墳墓的關係,看了這書,可以清楚理解中國人對井字的理解.

請讀書注意封面關公像.這是我建議加入,主要為了厭勝消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