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12月 04, 2019

短史记丨别再通过虚构反派,来赞美“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短史记丨别再通过虚构反派,来赞美“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问:贵编辑能不能说一下何凤山将军,二战期间给犹太人签发签证来上海,是不是确有其事?怎么网上说这种事没有发生,谢谢。
“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签证”一事的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
1938年~1940年间,何凤山利用自己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的身份,以人道主义立场,为数千名因纳粹反犹运动而陷入绝境的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顺利逃离了纳粹的魔掌。另有统计称,从1933年~1941年,共有约2~3万犹太难民利用此类便利,进入上海避难。
这段历史,在何凤山生前一直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被史学界发掘出来;然后在2000年之后,又靠着各种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如《最后一张签证》)的宣传而渐获普及。何凤山也获得了“中国辛德勒”的美誉。
图:何凤山(1901~1997)
救助犹太人一事,何凤山晚年在撰写回忆录《外交生涯四十年》时,有所叙述,但着墨不多。
关于给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情况,何是这样写的:
“派我为总领事,时在1938年5月。……周其庠改任副领事,与以前在使馆一样,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事务。此时排斥犹太人之风甚炽,许多犹太人的店铺都被纳粹的黄衣挺进队打毁,老板被捕入集中营。奥(地利)籍的犹太人,大都想法离开奥国前往美国,然而美国容纳移民的数目有限,而且条件苛刻,所以大多是来中国领事馆签证,前往上海,实则心存观望,依然是等待美国或英国的签证机会。……自德奥合并后,希魔逼迫犹太人的气焰日益高涨,于是有美国的教会与慈善机构极力拯救犹太人。我与这些机关密切联系,凡可尽力之处无不尽力,不知救活了多少犹太人。”
这段叙述大体符合史实。当时,奥地利的纳粹反犹浪潮颇为凶猛——反犹的核心目的之一,是迫使犹太人离开奥地利。而犹太人要想离开奥地利,需要持有签证以证明其目的地,否则就将面临被押送至集中营的命运。在英、美等国移民名额已满、而进入上海不需要移民申请的情况下,寻求一份可以证明其目的地是中国的签证,就成了许多犹太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何凤山与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遂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几乎来者不拒。
图:何凤山回忆录封面
2006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何凤山研究课题组”采访了何凤山的学生刘冠初。刘提供了此事的另一重背景:
“何凤山确实给了其中一部分人中华民国护照。他这样做一方面出于同情犹太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当时,中国与欧洲几乎断绝联系,驻外使领馆活动经费匮乏。尤其是在1937年,中国外交部没给何凤山一分钱。当时申领一本中国护照大概要付180英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这项收入约为6万英镑。何凤山用这些钱维持了工作人员的日常经费。总领馆关闭后,剩下的钱后来交给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上述情况有的也不是何凤山本人所讲,而是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所得。”
因为涉及到“经费问题”,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为犹太人发放护照一事,曾引起中国驻德大使馆的注意以及调查。据何凤山回忆:
“这位周君(注:具体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事务的副领事周其庠)平日人缘极坏,自然有人造谣,向大使馆告他出卖签证,贪赃枉法。陈大使(注:中国驻德大使陈介)以为得到把柄,正好开刀,于是派了丁参事文渊来馆调查。……(调查结果)均是无可指责之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文知识界所出版的诸多赞颂何凤山的文章、著作、纪录片乃至电视剧中,驻德大使陈介与驻德大使馆参事丁文渊,几乎被统一描述成了“阻挠何凤山义举”的反面人物,连带着整个国民政府的立场,也被曲解成了何凤山的对立面,甚至出现了给何凤山设置障碍(恶意断绝经费)乃至实施惩罚(行政记大过)之类的荒唐情节。
这些描述,旨在将何凤山塑造成一个不畏强权打压仍要坚持义举的“高大上式人物”,但并不符合史实。当时的真实情况,可参考刘冠初接受口述访谈时的说法:
“何风山当时在办签证时也是有所顾虑的,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德国方面和中国方面,但实际情况并没那么严重。德国方面当然有反犹政策的因素,但是迫使犹太人离开也是纳粹的目标。所以,如有国家给犹太人发签证,使他们得以离开,德国人并不阻拦。至于中国方面,尽管驻德大使陈介指示何凤山应对发给犹太人签证‘加以限制’,但也没有强力阻止。不过,当时领事馆门口整日排着长队,德国秘密警察又严密监视进出人员,倒是使前来申请签证的犹太人感到不便和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况,何风山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领事馆后门小巷内有一个酒吧,何凤山便派了一位实习领事坐在那里接待犹太人,给犹太人办理签证。据何凤山说,他本人也曾在那里接待过犹太难民。这种方法既快捷又安全,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办理上百份签证。”
也就是说,当时的德国政府并不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当时的中国驻德大使馆也无反对指示,只是要求对签证的发放“加以限制”——正因为签证发放量较大,才引起了中国驻德大使馆的注意,派了人前来调查与签证发放相关的经济问题。而之所以在领事馆后门小巷的酒吧开设接待点,完全是为了便利那些对德国秘密警察心怀畏惧的犹太人。
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加以限制”的态度,也见于何凤山的回忆录:
“我国对犹太人的签证,态度不一致,其后因此而发生了问题。例如本馆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即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而孔祥熙院长并进一步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有特辟海南岛为容纳犹太人地区之说。不过在同一政府之下,驻德大使馆的态度则不然,是时陈介当大使,他以为希特勒既然反犹太人,我国为维持中德邦交,不能与他唱反调。某次在长途电话中,他指示应对签证加以限制。我即告知外交部的训令并非如此,而是采取开放政策,他听闻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叔谟(当时外交部政次)那里我去关照,你依我的说话照办好了!’我唯诺称是,满以为外交部对此将另有新的指示,然而一直等待,毫无音讯。副领事周其庠因此而仍照原电指示办理。”
陈介给何凤山的这一指示,是无可厚非的。
陈介是湖南湘乡人,早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深造,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法政、经济专业。1935年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38年6月,中德关系面临决裂,陈介临危受命出任驻德全权大使,核心任务是阻止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在德国已决定彻底倾向日本的前提下,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陈介于1938年9月下旬抵达柏林,迟迟未能获希特勒接见,也未能呈递国书——期间,德国已向伪满洲国呈递了所谓“国书”。蒋介石也很清楚,继续维系中德关系的希望已经不大,故于11月建议陈介“托辞离德”,但陈介主张继续坚持。至12月,局势终于出现缓和,陈介得以面见希特勒,向其呈交国书,继续维持两国外交关系于一线。
图:陈介(1885~1950)
陈介对何凤山(当时德、奥已经合并,何相当于陈的下属)下达的“犹太人签证”问题的指示(“加以限制”),即是基于上述背景而展开——不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是因为德国政府的政策允许犹太人获取签证后离开奥地利;要求何凤山对签证的发放量“加以限制”,是不希望中国使领馆的做法超出常态、迥异于其他驻德使领馆,进而引起希特勒政府的猜忌——陈介上任时,正值中德两国就撤回德国来华军事顾问一事剑拔弩张,德国政府一度威胁中国政府,若坚持雇佣合同的法律立场不放德国军事顾问回国,德国有可能选择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对正在坚持抗战的中国非常不利。自然,陈介不希望在犹太人问题上再予希特勒政府以借口。
简言之,陈介要求何凤山对签证的发放量“加以限制”,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在“中德日”三角关系上争取德国支持的最后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并不成功。
可惜的是,在中文知识界的某些图书、纪录片和影视作品的创作者看来,真实的历史情境似乎无助于体现出何凤山的伟大;必须将何凤山发放签证时所处的环境弄得险恶异常,乃至随时有生命危险,必须给何凤山设置几个非常可恶的敌人,何凤山的义举才有值得一说的价值,否则就会欠缺“艺术效果”与“节目效果”。
所以,他们虚构情节,强行将陈介、丁文渊等人塑造成了反面历史人物,强行将何凤山的做法与陈介的指示二元对立——既然何凤山是好人,何凤山的做法是对的,那么,陈介就必须是坏人,陈介的指示就必须是错的。
这是一种极其可笑的思维定势,也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做法。
图:某纪录片节目嘲讽、扭曲陈介的指示
附带再介绍一下国民政府在救济犹太难民一事上的立场。
何凤山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乃是他“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外交部有这样的政策,与国民政府当时针对犹太难民的整体政策直接相关
1939年3月,立法院院长孙科提交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为犹太难民专门划出一片寄居区。孙科认为,此举有两个好处:(1)能够救助犹太难民,还能增进英、美两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达到抗战宣传的目的;(2)犹太难民的财富及能力,也可以用来为抗战服务。
为救助同胞,在华的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也于同期向国民政府提议,移民十万犹太难民到中国居住,每名犹太人入境时随身携带50~100英镑。如此,中国可通过收容犹太难民提高外汇储备,犹太难民则可获得栖身之所。
Jacob Berglas的“十万犹太难民移居中国计划”之中文译件
对于上述议案与提议,国民政府先后多次召集外交部、内政部、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商议,就其可行性进行论证,就可能出现的外交问题、财政问题、民族问题、宣传问题进行磋商。
最终,议案与提议在原则上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的同意。国民政府拟定的初步安置计划包括三点:
(1)犹太难民入境后须遵守中国法律,“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
(2)入境后“暂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可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3)中国政府承诺为犹太难民的求职提供帮助。
图: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就犹太人寄居方案通过一事颁发训令给外交部
关于具体安置地点,内政部建议可设于边境地区的商埠,如“英属缅甸接近之云南腾越(即腾冲)商埠”或“法属安南接壤之云南河口商埠”。
外交部则认为,如果寄居区“接近通商口岸或国际路线,易受外力诱惑,于我不利”,建议“无国籍犹太人……宜远离通商口岸及国际路线”“有国籍犹太人,应限居于通商口岸”。
军政部的意见与外交部大致相同,建议寄居区“须在我能充分行使权力区域内,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如滇越铁路上的蒙自。
雅克布·保格拉斯“对移民十万犹太难民来到中国”一事多方奔走,他理想中的移居地点是昆明。当时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也曾发表过《10万犹太人可能在中国找到家,云南会成为难民的应许之乡,德国银行家令人鼓舞的动议》之类的报道。
图:1939年5月,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美国犹太领袖接洽援助犹太难民
可惜的是,因为中日战局的变化(日军控制下的上海开始限制犹太人入境),德中关系的崩解,以及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上述讨论没有能够落实。
不过,这种对犹太难民充满善意的政策氛围,仍给了包括何凤山所在的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等机构相当大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尽其所能发放签证,帮助困境中的犹太人逃离纳粹的迫害——如何凤山所言,他和周其庠的作为,系“得自外交部的训令”。
图: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致电外交部询问对待犹太难民的政策
最后再说一下时任维也纳领事馆副领事的周其庠。
按何凤山的描述,周其庠是使馆内直接“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事务”之人。何在回忆录中,对周其庠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有较多负面描述,比如上班懒惰迟到、对待同胞态度恶劣、同僚人缘不佳等。周在副领事任内,因“护照签证收入”未能及时汇至国内(被战事耽搁),而被外交部以不忠职守为由中途召回,相当于开除。
目前,关于周其庠生平的资料严重匮乏。笔者仅于其友人冯纪忠(周在维也纳时与冯结识)的回忆录中寻得只言片语:
“周其庠后来去到香港做生意,办什么养鸡场,最后鸡都死光了。1950年代还在,1960年代就不知道了。驻奥地利总领事那时是何凤山,周其庠是领事,就是他们给许多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让他们逃到上海。”
历史应该记住何凤山,记住周其庠,记住那些关于如何安置犹太难民的发黄卷宗;也应该记住陈介与丁文渊,而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将之污蔑为反面小人。虚构反派,不是赞美义举的正确方式。
(完)
注释
黄媛、李惟玮编著,《犹太难民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08~16页。
何凤山,《外交生涯四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5~85页。下文引自该书者,不再赘注。
《“上海方舟”、何凤山义举和孙科计划》,收录于:潘光主编.,《犹太研究在中国 三十年回顾:1978-200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92~295页。
《刘冠初先生回忆何凤山救助犹太难民的若干细节》,收录于: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 第2卷 亲历记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同上,第13~14页。
中德之间这一时期的外交纠纷,可参见:陈仁霞,《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启风,《中国曾计划在云南设立“10万犹太难民安置区”》
档案及下文档案截图,引自台北“国史馆”所藏卷宗《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数字典藏号 020-070900-0062。
冯纪忠,《建筑人生——冯纪忠自述》,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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